《中庸》原是《小戴禮記》中的一篇，意思是“執兩用中”。“中庸”之本意是指處理問題時不走極端，而是找到處理問題最適合的方法。但作為中國式生存哲學之一種，“中庸”在國人數千年的演繹或者說實踐下顯然有了另外的意味。韜光養晦、謹小慎微、不做出頭鳥的處世哲學往往有大回報，而張揚高烈、有所作為的開放式人格最後多以悲劇收場。《中庸》的作者是孔子的後裔子嗣子思，他或許沒想到，自己本無心機的人生領悟竟被世世代代的中國人功利性地心領神會並參照執行，中國人的集體人格逐漸走向實用主義和犬儒主義——張廷玉式人物走紅，蘇軾式人物式微。
如果從光緒二十三年開始回望，張廷玉式的標本就不僅僅屬於康乾年間了。由此，多少命運與國運在悄然間發生了改變。而戊戌變法之難，也可以從中庸之道在光緒年間的依然盛行裏得到答案。
一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帝國官場一如以往那般紛紛擾擾，你方唱罷我登場。有人人頭落地，當然也有人飛黃騰達。而正是後者，吸引了無數人對此趨之若鶩。這一年，安徽桐城人、28歲的年輕人張廷玉高中進士，開始擔任庶吉士的職位。這庶吉士是個什麽官呢？準確地說它還不是個官職，因為不掌握什麽權力。它隻是翰林院內的見習生或研究生。由科舉進士中有潛質者擔任。科舉進士一甲者直接授予翰林修撰、編修。朝廷隻在二甲、三甲中，選擇年輕而才華出眾者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庶吉士一般要在翰林院內學習三年時間。3年後，成績優異者留任翰林，授編修或檢討，正式成為翰林。成績一般的則被派往六部任主事、禦史；當然也有派到各地方去任官的。總之，出路都還不錯。所以明清有“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說法。甚至稱庶吉士為“儲相”，凡是成為庶吉士的人都有機會平步青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