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三年之後的第3個年頭是1900年。這是一個充滿了暗示的年份。它是開始與告別，是歡樂圓舞曲，也是憂傷的離歌。這一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圓籙在清理積沙時，無意中發現了藏經洞，從而讓公元4世紀至11世紀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5萬餘件文物重現人間。但是很快，藏經洞的絕大部分文物被聞風而至的英、法、日、美、俄等國探險家劫掠到世界各地，中華文明的命運在1900年由靈光一現變得支離破碎。
同樣是在這一年，首次發現甲骨文並購藏它的王懿榮以身殉國。這位光緒六年（1880年）的進士時任京師團練大臣，負責保衛京城。當7月20日，八國聯軍攻入東便門後，他偕妻小投河殉國，時年55歲，身後留下大量甲骨文無人看守，更無人整理和破譯。
甲骨文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時間分別在19世紀的最後一年和20世紀的第一年，中華文明最神秘和最久遠的風采乍現人間，但人間正是亂世，光緒王朝此時岌岌可危，所以文明的命運注定是要流離失所的，這是1900年的帝國難以逃脫的宿命。
在莫高窟“藏經洞”被發現前6日，第2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巴黎開幕。在和平的旗幟下，英、美、法、德各駐華公使一再照會清政府，必須嚴厲鎮壓義和團及懲辦鎮壓不力的官吏。這是危險的信號，此時在帝國內部，義和團與外國使館衛隊的衝突愈演愈烈，帝國對其是撫是剿，必須要有一個明確的態度和行動。這個問題貌似簡單，非此即彼，可在決策的背後卻隱藏著對皇權的爭奪和帝國今後命運的判斷或者說把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許景澄、袁昶、聯元等與封疆大吏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人主剿。給出的理由是內憂外患，不先解決內憂就無從解除外患，如果招撫義和團，毫無疑問將給列強以入侵帝國的口實，此舉風險甚大；而端王載漪、軍機大臣、吏部尚書剛毅以及大學士徐桐則主張招撫義和團，但背後的理由卻是上不了台麵的。因為此3人中，載漪是詔立大阿哥溥儁的父親，徐桐是溥儁的老師，剛毅則是後黨集團的骨幹，他們主張招撫義和團的目的是利用後者為其火中取栗，抗擊一直支持光緒皇帝的西方列強，以武力解決廢立問題，光緒下台，溥儁登基。所以端王載漪等將愛國的口號喊得震天響，私底下卻以售其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