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四年，是戊戌年，公元1898年。帝國的權力格局究竟呈現了怎樣的變化呢？
6月，翁同龢突然發現自己肩上的擔子加大了，起因是6月11日，光緒皇帝下了《定國是詔》：“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這是倡言變法的意思，翁同龢作為戊戌變法的總協調人，“事皆同龢主之”。
世上事因果輪回。此前幾天，操勞“洋務”近40年的恭親王奕訢與世長辭了。他的辭世無意間打破了帝後黨爭的膠著狀態，從而讓光緒皇帝有了些許操作的空間——皇帝似乎可以有所作為了。但是僅僅4天之後，翁同龢突然去職——慈禧太後假光緒之手，革去了翁的“協辦大學士”職，“開缺回籍”，太後給出的罪名是翁同龢“每於召對時，谘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形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
這是戊戌變法的開始階段。慈禧太後不動聲色地給光緒去勢，令他隻能帶著一群總理衙門的小“章京”去有所作為。或者說翁同龢的去職是一個信號，進一步混沌了帝國的權力格局，模糊了維新變法可能的方向。
事實上在1898年帝國權力博弈譜係上，忠於太後的力量和忠於皇帝的力量是不對等的。光緒皇帝始終處於弱勢地位。幾位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剛毅、錢應溥、廖壽恒、王文韶除了廖壽恒暗中支持改革外，其他的都站在了光緒皇帝的對立麵。大學士徐桐揚言：“寧可亡國，不可變法。”大學士剛毅在慈禧麵前伏地痛哭，稱：“痛心疾首於新政，必盡罷之而後快。”榮祿則在方法論上為慈禧提供支持：“欲廢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聽其顛倒改革，使天下共憤，然後一舉而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