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三年之前的3年，是光緒二十年（1894年）。這是一個極其微妙的年頭，充滿了無限的可能和不可能。帝國有一些蠢蠢欲動，有一些蓄勢待發，有一些歡欣鼓舞，有一些風雨欲來。這一年,41歲的南通人張謇考得了狀元。這是他自16歲中了秀才後，長達25年科舉跋涉的結果。隨後他被授予六品翰林院修撰。事實上張謇的修得正果要得益於慈禧太後的60大壽，帝國為了慶祝這個吉誕，破例多開一次科舉考試，而早已心灰意冷的張謇被父親和伯父強逼著做最後一搏，沒想到否極泰來，功成名就。
這一年1月，名不見經傳的孫中山寫了《上李鴻章書》，提出“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4項主張。但是很遺憾，他沒能麵見李鴻章。6個月後，甲午中日戰爭爆發。10個月後，孫中山在夏威夷檀香山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革命政黨興中會（即中國國民黨之前身）。帝國開始有了異動。
帝國的異動當然不是從這一年才開始的。此前一年，在商海沉浮多年的鄭觀應出版了《盛世危言》一書，軍機處章京陳熾則撰成《庸書》，主張參照西方政治製度，立憲法、開議院，實行“君民共主”。他們似乎是先知先覺了，但是帝國不為所動。帝國在這一年忙著向官紳商民借款，以籌措甲午戰爭的軍費。戶部正兒八經地擬定《息借章程》，規定月息7厘,6個月為一期，兩年半還本付息。這大約是帝國最早發行的內債了。還不錯，此次“息借商款”籌措了1100餘萬兩銀子，大大解了帝國的燃眉之急。
但光緒皇帝的眉頭始終沒有舒展開來。他是光緒二十年（1894年）最操心、最焦慮的人兒。一方麵太後的60大壽不能不辦，也不能不辦好；另一方麵，迫在眉睫的戰爭不能不化解，可這裏頭卻是兩難，光緒一時間找不出破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