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說天道變幻，世事無常；今人則說，變化比計劃快。古今同理，都說出了一種真實而深刻的存在：世事往往是不可預料的，不僅出乎旁觀者的意料，甚至也出乎當事人的意料。就像蜜蜂采蜜的時候沒想到能采來一個聲勢浩大的美麗春天一樣，當初李自成被迫加入造反者的行列，也沒想到有一天能夠修成正果，雖然這正果如同一隻易碎的瓷器，轉眼之間就被他失手打得粉碎。
想當初，李自成冒著誅滅九族的危險造反，目的既簡單又可憐：活下去。
土地兼並是曆史教科書上總結王朝更替時經常用到的術語。何謂土地兼並，簡單地說，就是本來分屬億萬兆民的土地，越來越加速度地集中到了極少數人手中。與此相伴的，必然就是絕大多數人失去土地。在幾乎完全依賴農業為生的傳統社會，無工可打，無商可經，失去土地也就相當於失去了生存的先決條件。因此，土地兼並的一個最直接後果就是人民流離失所，社會失去支撐，越來越多原本安分守己的農民被逼上絕路，最終由民變演變為農民起義。打個通俗的比方，土地集中到極少數權貴手裏，相當於社會財富被極少數官員和大資本家壟斷，它帶來的後果就是社會矛盾激化，兩個階級嚴重對立與仇視。
擁有土地最多的，首推朱元璋的後裔們，如萬曆想立為太子卻因群臣堅決反對而未遂的朱常洵，後來被封為福王，之國河南。大約是想給最心愛的兒子一個補償，福王大婚時花費三十萬銀兩不算，萬曆還“賜莊田四萬頃”，又是由於群臣的勸告和抗議，這一數字才得以減半。河南的好田好土一下子劃不出這麽多，就從相鄰的山東和湖廣劃撥。皇室的天潢貴胄以外，各級官員和縉紳也成為極少數大土地擁有者。《豫變紀略》講述的是崇禎年間河南的民變經過，對土地兼並下的河南，作者說“田之多者千餘頃，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頃”。河南南陽的曹家、睢州的禇家、寧陵的苗家和虞城的範家，乃皇親之外最有勢力的豪門，人稱“四凶”，此四家“各畜健仆數千人，橫行州府，嬉戲之間恒殺人。其平居奪人田宅，掠人婦女，不可勝數。小民不敢一言，有司明知，亦不敢一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