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停造輪船，最先複奏的是閩浙總督文煜和福建巡撫王凱泰。閩浙承擔了一百多萬兩的大婚“傳辦事件”，這不是小數，如果停造輪船，閩海關撥船政的關稅便可用來應付“傳辦事件”。但船政畢竟是福建的一項大創舉，船政大臣沈葆禎視之為生命，如果停掉了有些可惜。所以兩人的複奏來了個快刀切豆腐——兩麵光。一邊說朝廷帑項緊張，用度浩繁，應當停造；一邊又說如果停造，按當初簽訂的合同，大清要承擔經濟損失，而且還要支付給法方人員違約金七十萬兩。
第二個複奏的是左宗棠，他堅決反對停造，而且說得相當不客氣：“停造輪船豈能省費？建船廠已經花了三百多萬，一旦停造，機器閑置便成廢鐵，豈不是浪費虛糜更甚？局外人自以為是，作壁上觀，指手畫腳，讓做事之人真不知一腔熱血灑向何處！”“臣於同治五年奏請造船時，即說過非常之舉，謗議易興。臣不怕謗議，然此時停造輪船，事敗垂成，公私兩害，所慮在此。若停止造船，中國便隻可依賴洋輪，將使洋人以其所有，傲我所無，國家將永無自強之望。”“原計劃五年造成十六隻大小輪船，三年不到，已經造成九隻，且船式愈造愈精，配炮愈配愈新，馬力愈造愈大，尤為可賀者，船政學堂已經造就管駕和造船人才四十餘員。船政成效漸著，此時議停是何居心？”
正在丁憂的沈葆禎奏折緊隨左宗棠的折子，他是船政的經辦人，當然是據理力爭。他將宋晉停造輪船的理由一條條批駁：“大清自造輪船原為自強計，宋晉所言，早經議和，不必為此猜嫌之舉，非但不以國家安危為重，反欲盡撤藩籬，試問，若有失和，何以保國？”宋晉指責所造輪船不如外國輪船靈便，沈葆禎反駁說，“以數年草創伊始之船比諸百數十年孜孜汲汲精益求精之船，是誠不待較量可懸揣。譬如三歲幼兒，如何招架壯年之成人？然假以時日，加意講求，必能與洋輪相匹敵，亦如三歲幼兒終成壯年。”他最後的結論是船政不但不能停辦，而且“當與我國家億萬年之永垂不朽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