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年帆影不絕，一百年風起雲湧，四十年天地翻覆。一部濃縮了整個時代風雲際會的大灣區生成史背後，是古老國度的艱難突圍與新生……
1991年2月18日，農曆大年初四的上午，改革開放已經進行到了第十四個年頭。八十七歲的鄧小平興致勃勃地登上了上海新錦江大酒店第41層的旋轉餐廳，一邊透過寬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區的麵貌，一邊語重心長地囑托身旁的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我們說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幹啊！”他還自責地說道：“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
這段話後來流傳很廣，不少人也引以為憾，認為正是改革開放之初的保守使上海失去了十幾年的黃金期。但在我看來，如果把中國比作一座巍峨大廈，上海就是支撐大廈的四梁八柱中最粗那根；當時整座大廈在風雨中搖搖欲墜，上海決不能出現任何問題，否則後果難以設想。因此，在改革開放之初前途未卜的情況下，鄧小平絕對不會選擇上海去冒險。
之所以選擇福建與廣東，道理也很簡單：兩軍交戰，排兵布陣，第一排的永遠不會是精銳。從古至今，廣東一次次扮演先鋒軍和過河卒的角色，恰恰是因為其無足輕重的地位。
在絕大多數人看來，中國是以農耕文明為核心的大陸國家。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外敵幾乎都是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萬裏長城、九邊重鎮不時上演著民族間碰撞、鬥爭與交融的奏鳴曲，而海洋似乎慢慢被遺忘。
但從版圖來看，中國有一萬八千公裏的海岸線，我們祖祖輩輩居住的大地東、南兩麵臨海，這樣的地理環境不可能不產生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誇父逐日、精衛填海、徐福東渡、鑒真過洋、八仙過海、海上絲綢之路，無論是神話傳說、曆史事跡還是商業貿易，不僅體現了先民們傍海而居、耕海牧海的生存智慧，也是烙印在我們文化中的海洋記憶與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