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在暨南大學講演
我是不大出來講演的；今天到此地來，不過因為說過了好幾次，來講一回也算了卻一件事。我所以不出來講演，一則沒有什麽意見可講，二則剛才這位先生說過，在座的很多讀過我的書，我更不能講什麽。書上的人大概比實物好一點，《紅樓夢》裏麵的人物，像賈寶玉林黛玉這些人物，都使我有異樣的同情；後來，考究一些當時的事實，到北京後，看看梅蘭芳薑妙香扮的賈寶玉林黛玉，覺得並不怎樣高明。
我沒有整篇的鴻論，也沒有高明的見解，隻能講講我近來所想到的。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衝突之中；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於現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於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不過不滿意現狀的文藝，直到十九世紀以後才興起來，隻有一段短短曆史。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而從前的社會也的確沒有人想過什麽，又沒有人開過口。且看動物中的猴子，它們自有它們的首領；首領要它們怎樣，它們就怎樣。在部落裏，他們有一個酋長，他們跟著酋長走，酋長的吩咐，就是他們的標準。酋長要他們死，也隻好去死。那時沒有什麽文藝，即使有，也不過讚美上帝（還沒有後人所謂God那麽玄妙）罷了！那裏會有自由思想？後來，一個部落一個部落你吃我吞，漸漸擴大起來，所謂大國，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國，內部情形就複雜得多，夾著許多不同的思想，許多不同的問題。這時，文藝也起來了，和政治不斷地衝突；政治想維係現狀使它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它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進步起來。文藝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釘，那就不免被擠出去。外國許多文學家，在本國站不住腳，相率亡命到別個國度去；這個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殺掉，割掉他的頭；割掉頭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會開口，又不會想了。俄國許多文學家，受到這個結果，還有許多充軍到冰雪的西伯利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