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變以後，我對於“新學”的興趣不僅毫未降低，反而更為濃厚了。除繼續閱讀新的報刊外，並開始讀《天演論》之類的著作。《天演論》所宣揚的“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等思想，深刻地刺激了我們當時不少的知識分子，它好似替我們敲起了警鍾，使我們驚怵於亡國的危險，不得不奮起圖存。當然，《天演論》用生物界的進化原理來解釋社會現象，是完全錯誤的，所以它的這種思想後來被帝國主義利用和發展，作為侵略弱小民族的理論根據。可是，在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天演論》的思想，的確曾起過一時的積極作用。某一種思想在不同的曆史條件下，會發生不同的作用，對於這一點，研究曆史的人是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1900年和1901年，我在本縣縣城的一家大地主家裏教書。1902年，我又到威遠繼續求學。這時，新民叢報》、《新小說》等都已出版，我非常愛讀它們。在當時，讀書人總是要參加科舉考試的。我雖然對科舉考試已經沒有什麽興趣，也不得不去參加。不過這時的考試辦法已經有些改變。從1901年起，開始廢除八股，改考策論。於是，我便把學到的“新學”，盡量地塞進考試的文章中。那時要考取一個秀才，必須經過縣考、府考和院考。縣府兩考每次考五場，差不多要半個月的時間。這對童生們說來，簡直是一場災難性的折磨。1902年，我去參加考試，縣考和府考的成績都很好。有一場府考還得了第一，閱卷的人在我的文章後麵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最後兩句是“此古之賈長沙，今之赫胥黎也”。過院考的時候，因為我是府考最後一場的第二名，被列為“堂號”（前十名稱堂號，是學政必看的卷子），但我的文章寫得太長，到交卷的時候還沒有寫完，因此便落第了。我的親戚朋友都為我歎息不止，而我自己卻並不感到多麽難受。現在看來，這恰是一件好事，它促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有一個好朋友，名叫周先登（克群），他本來對“新學”也很熱心，在當時也是先進人物，就是因為他原是一個秀才，第二年（癸卯）又考中了舉人，隨後還到開封去參加了中國最後的一次會試（這次他雖沒有考上，但以後也同那些舉人、進士一樣被送往日本留學），從此，他的思想就漸漸地走向反動（由於一昧崇拜康梁的改良主義而反對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