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令性質本極近似，不過一偏於消極方麵，一偏於積極方麵而已。
《太平禦覽》六三八《刑法部》列杜預《〈〔晉〕律〉序》雲：
律以定罪名，令以存事製。
《唐六典》六“刑部郎中員外郎”條雲：
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範立製，格以禁違止邪，式以軌物程事。
《新唐書》五六《〈刑法誌〉序》雲：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製度也。格者，百官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
夫漢代律、令區別雖尚有問題，但本書所討論之時代，則無是糾紛之點，若前《職官》章所論即在職員令、官品令之範圍，固不待言也。又古代禮律關係密切，而司馬氏以東漢末年之儒學大族創建晉室，統製中國，其所製定之刑律尤為儒家化，既為南朝曆代所因襲，北魏改律，複采用之，輾轉嬗蛻，經由（北）齊隋，以至於唐，實為華夏刑律不祧之正統，亦適在本書所討論之時代，故前《禮儀》章所考辨者大抵與之有關也。茲特以《禮儀》《職官》《刑律》三章先後聯綴，凡隋唐製度之三源而與刑律有涉者，讀者取前章之文參互觀之可也。
又，關於隋唐刑律之淵源，其大體固與禮儀、職官相同，然亦有略異者二端：其第一事即元魏正始以後之刑律雖其所采用者諒止於南朝前期，但律學在江東無甚發展，宋齊時代之律學仍兩晉之故物也。梁陳時代之律學亦宋齊之舊貫也。隋唐刑律近承北齊，遠祖後魏，其中江左因子雖多，止限於南朝前期，實則南朝後期之律學與其前期無大異同。故謂“自晉氏而後律分南北二支，而南朝之律至陳並於隋，其祀遽斬”（程樹德先生《〈後魏律考〉序》所言）者固非，以元魏刑律中已吸收南朝前期因子在內也。但謂隋唐刑律頗采南朝後期之發展，如禮儀之比（見前《禮儀》章），則亦不符事實之言也。其第二事即北魏之初入中原，其議律之臣乃山東士族，頗傳漢代之律學，與江左之專守晉律者有所不同，及正始定律，既兼采江左，而其中河西之因子即魏晉文化在涼州之遺留及發展者，特為顯著，故元魏之刑律取精用宏，轉勝於江左承用之西晉舊律，此點與禮儀、職官諸製度之演變稍異者也。請先證明第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