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一代為吾國與外族接觸繁多，而甚有光榮之時期。近數十年來考古及異國文籍之發見移譯能補正唐代有關諸外族之史事者頗多，固非此篇之所能詳，亦非此篇之所欲論也。茲所欲論者隻二端：一曰外族盛衰之連環性，二曰外患與內政之關係，茲分別言之於下：
所謂外族盛衰之連環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獨與唐室統治之中國接觸，同時亦與其他之外族有關，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強大可致某甲外族之滅亡或衰弱，其間相互之因果雖不易詳確分析，而唐室統治之中國遂受其興亡強弱之影響，及利用其機緣，或坐承其弊害，故觀察唐代中國與某甲外族之關係，其範圍不可限於某甲外族，必通覽諸外族相互之關係，然後三百年間中國與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時當唐室對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蓋中國與其所接觸諸外族之盛衰興廢，常為多數外族間之連環性，而非中國與某甲外族間之單獨性也。《新唐書》二一五上《四夷傳總序》略雲：
唐興，蠻夷更盛衰，嚐與中國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鶻以盛衰先後為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跡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繇亡雲。
宋子京作《唐書·四夷傳》，其敘述次第一以盛衰先後，二跡用兵之輕重，三記唐所由亡。茲篇論述則依其所以更互盛衰之跡，列為次序，欲借以闡發其間之連環性。至唐亡由於南詔，乃屬於外患與內政關係之範圍，俟於篇末論之，茲先不涉及也。
又，唐代武功可稱為吾民族空前盛業，然詳究其所以與某甲外族競爭，卒致勝利之原因，實不僅由於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國武力攻取之道，而為之先導者也。國人治史者於發揚讚美先民之功業時，往往忽略此點，是既有違學術探求真實之旨，且非史家陳述覆轍，以供鑒誡之意，故本篇於某外族因其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國勝利之本末，必特為標出之，以期近真實而供鑒誡，兼見其有以異乎誇誣之宣傳文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