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定元都，大將軍收圖籍致之南京，複詔求四方遺書，設秘書監丞，尋改翰林典籍以掌之。永樂四年，帝禦便殿閱書史，問文淵閣藏書。解縉對以尚多闕略。帝曰：“土庶家稍有餘資，尚欲積書，況朝廷乎？”遂命禮部尚書鄭賜遣使訪購，惟其所欲與之，勿較值。北京既建，詔修撰陳循取文淵閣書一部至百部，各擇其一，得百櫃，運致北京。宣宗嚐臨視文淵閣，親披閱經史，與少傅楊士奇等討論，因賜士奇等詩。是時，秘閣貯書約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正統間，士奇等言：“文淵閣所貯書籍，有祖宗禦製文集及古今經史子集之書，向貯左順門北廊，今移於文淵閣、東閣，臣等逐一點勘，編成書目，請用寶鈐識，永久藏{去廾}。”製曰“可”。正德十年，大學士梁儲等請檢內閣並東閣藏書殘闕者，令原管主事李繼先等次第修補。先是，秘閣書籍皆宋、元所遺，無不精美，裝用倒摺，四周外向，蟲鼠不能損。迄流賊之亂，宋刻元鐫胥歸殘闕。
至明禦製詩文，內府鏤板，而儒臣奉敕修纂之書及象魏布告之訓，卷帙既夥，文藻複優，當時頒行天下。外此則名公卿之論撰，騷人墨客一家之言，其工者深醇大雅，卓卓可傳。即有怪奇駁雜出乎其間，亦足以考風氣之正變，辨古學之源流，識大識小，掌故備焉。挹其華實，無讓前徽，可不謂文運之盛歟！
四部之目，昉自荀勖，晉、宋以來因之。前史兼錄古今載籍，以為皆其時柱下之所有也。明萬曆中，修撰焦竑修國史，輯《經籍誌》，號稱詳博。然延閣廣內之藏，竑亦無從遍覽，則前代陳編，何憑記錄，區區掇拾遺聞，冀以上承《隋誌》，而贗書錯列，徒滋訛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為厘次，勒成一誌。凡卷數莫考、疑信未定者，寧闕而不詳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