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藝複興以來，各種古代文化，各種不同民族，各種不同的思想感情大接觸之下，造成了近代人的極度複雜的頭腦與心情；加上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急劇變化（如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交替等等），人的精神狀態愈加充滿了矛盾。這個矛盾中最尖銳的部分仍然是基督教思想與個人主義的自由獨立與自我擴張的對立。凡是非基督徒的矛盾，僅僅反映經濟方麵的苦悶，其程度絕沒有那麽強烈。—在藝術上表現這種矛盾特別顯著的，恐怕要算貝多芬了。以貝多芬與歌德做比較研究，大概更可證實我的假定。貝多芬樂曲中兩個主題的對立，絕不僅僅從技術要求出發，而主要是反映他內心的雙重性。否則，一切sonata form［奏鳴曲式］都以兩個對立的motifs［主題］為基礎，為何獨獨在貝多芬的作品中，兩個不同的主題會從頭至尾鬥爭得那麽厲害，那麽凶猛呢？他的兩個主題，一個往往代表意誌，代表力，或者說代表一種自我擴張的個人主義（絕對不是自私自利的庸俗的個人主義或侵犯別人的自我擴張，想你不致誤會）；另外一個往往代表狂野的暴力，或者說是命運，或者說是神，都無不可。雖則貝多芬本人決不同意把命運與神混為一談，但客觀分析起來，兩者實在是一個東西。鬥爭的結果總是意誌得勝，人得勝。但勝利並不持久，所以每寫一個曲子就得重新掙紮一次，鬥爭一次。到晚年的四重奏中，鬥爭仍然不斷發生，可是結論不是誰勝誰敗，而是個人的隱忍與舍棄；這個境界在作者說來，可以美其名曰皈依，曰覺悟，曰解脫，其實是放棄鬥爭，放棄掙紮，以換取精神上的和平寧靜，即所謂幸福，所謂極樂。掙紮了一輩子以後再放棄掙紮，當然比一開場就奴顏婢膝地屈服高明得多，也就是說“自我”的確已經大大地擴張了；同時卻又證明“自我”不能無限製地擴張下去，而且最後承認“自我”仍然是渺小的，鬥爭的結果還是一場空，真正得到的隻是一個覺悟，覺悟鬥爭之無益，不如與命運，與神，言歸於好，求妥協。當然我把貝多芬的鬥爭說得簡單化了一些，但大致並不錯。此處不能做專題研究，有的地方隻能籠統說說。—你以前信中屢次說到貝多芬最後的解脫仍是不徹底的，是否就是我以上說的那個意思呢？—我相信，要不是基督教思想統治了一千三四百年（從高盧人信奉基督教算起）的西方民族，現代歐洲人的精神狀態絕不會複雜到這步田地，即使複雜，也將是另外一種性質。比如我們中華民族，盡管近半個世紀以來也因為與西方文化接觸之後而心情變得一天天複雜，盡管對人生的無常從古至今感慨傷歎，但我們的內心矛盾，絕不能與宗教信仰與現代精神自我擴張的矛盾相擴張比。我們心目中的生死感慨，從無仰慕天堂的極其煩躁的期待與追求，也從無對永墜地獄的恐怖憂慮；所以我們的哀傷隻是出於生物的本能，而不是由發熱的頭腦造出許多極樂與極可怖的幻象來一方麵**自己一方麵威嚇自己。同一苦悶，程度強弱之大有差別，健康與病態的分別，大概就取決於這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