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董仲舒兩次從政，“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兩袖清風故得以自保，因而也就“以壽終於家”。[1]
董仲舒辭官家居之後，一方麵仍以“社會賢達”的身份預聞朝政；另一方麵主要的是以著述為事，“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2]
董仲舒勤於筆耕，著述頗多。司馬遷說他“推《春秋》之義，頗著焉”。[3]沒有指明董仲舒有哪些著作。班固指出：“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複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世。”[4]而《西京雜記》則徑說董仲舒夢蛟龍入懷，著《春秋繁露》。
不過，關於《春秋繁露》的正式著錄，隻是到了隋唐時期才有。這其中的原因，清代學者判定是因為在西漢末葉以後，古文經學盛行，因而使屬於今文經學派的董仲舒著作便不被重視而散失。這個解釋對於理解何以到了隋唐才正式著錄董仲舒的著作很有助益，但明顯地與曆史事實不合。
西漢末葉以後，古文經學異軍突起，確實對今文經學構成嚴重的挑戰。但在整個東漢時代，今文經學並沒有因古文經學的崛起而中斷。大量事實表明，董仲舒一係的嚴、顏學派在東漢一直擁有極大的勢力。[5]董仲舒本人的著作一直受到朝野各界的重視，不僅東漢明帝馬皇後“尤善”董仲舒書[6]，而且有應劭等人仿董仲舒著書體例撰《決事比例》及《春秋斷獄》等。[7]因此可以說，董仲舒的著作在東漢時還並沒有失傳，隻是不被那些古文學家重視而已。
現存《春秋繁露》的最早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計台刻本，藏於北京圖書館。清代學者整理研究《春秋繁露》校著者有惠棟、紀昀、盧文紹、淩曙、蘇輿與譚獻等。其中，蘇輿的《春秋繁露義證》校論最為詳盡，淩曙的《春秋繁露》較為通行。淩著成於嘉慶年間，收入《皇經解續編》，故而流傳甚廣。但實在說來，淩著也很粗糙，很少有校勘、訓詁、讀音和用典的出處。此外，手抄譚獻的《董子定本》藏於浙江圖書館，手抄張宗祥《董子改編》藏於杭州圖書館，也可備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