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仲舒出生之前，西漢王朝經過數十年的發展，諸侯封建割據的局麵基本得到控製，中央專製集權的政治體製基本得以確立和逐步鞏固，在黃老政治與民休息的無為思想指導下，人民得離戰國諸侯相爭、楚漢諸強相互殘殺之苦，一個經濟上漸漸由複蘇到繁榮，政治上由分裂到統一的局麵正在慢慢形成。
政治局麵的穩定，經濟生活的繁榮，使漢王朝於惠帝四年即公元前191年，痛下決心廢除了秦王朝不得私藏詩書的禁令。時距董仲舒出生12年。這一禁令的廢除，使得儒家經傳、諸子雜說紛紛重現。加上漢王朝從建國伊始就重視人材的培養與選拔，如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下詔郡國訪求賢才；文帝即位之初（前179年）要求地方政府選賢舉能——這一年正是董仲舒的出生之年。所有這些都誘使當時的富家子弟又埋首經典，追逐於仕祿之途。
董仲舒正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登上曆史舞台的。他的早年如同一切富家子一樣，為追求功名富貴而發憤求學。
據比較可靠的傳說，董仲舒在其青少年時代，即已博覽先秦諸子，除專攻《公羊春秋》和陰陽五行學說外，對傳世的儒家經典諸如《周易》、《詩》、《書》等均有深湛而獨特的見識與研究。[1]其學習精神十分刻苦，“嚐乘馬不覺牝牡，誌在經傳”。[2]董仲舒的這種勁頭一直保持到晚年，“專精於述古，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3]對學問的追求達到了如醉如癡的境界。
關於董仲舒的師承淵源，司馬遷、班固都沒有明說而隱約其辭，這大概在當時是不言自明的事。司馬遷與董仲舒是同時代的人，少年時曾從董仲舒問《春秋公羊》學，《太史公自序》等篇中“餘聞董生曰”，便被學者認為是引述乃師董仲舒的話。[4]
司馬遷既為仲舒弟子[5]，其隱約其辭地描述乃師董仲舒的師承淵源線索應該大體可信。在《史記·儒林傳》中，我們可以尋繹出董仲舒《公羊》學的師承脈絡。簡單地說，公羊高為子夏弟子，四傳而至公羊壽，當漢景帝時始與胡毋生著於竹帛。其時，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明於《公羊春秋》，而齊之言《春秋》者又多受於胡毋生。胡與董均以《公羊》名家，且同為景帝時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