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傳至漢代，據說至少有五種不同的記錄和解說，即《公羊》、《穀梁》、《左氏》、《鄒氏》和《夾氏》。五家之中，“《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1]實際上，有影響的也僅是另外三家。
關於《穀梁》、《左氏》的情況，我們在此無意討論。[2]而關於《公羊傳》的傳授情況，一般認為由孔子高足子夏傳其弟子齊人公羊高，公羊高之後相當一段時間在公羊氏家族內部傳授，到西漢景帝時，由公羊高四世孫公羊壽與壽之弟子齊人胡毋生著於竹帛。後由胡毋生、董仲舒等人的共同努力，使《公羊》學成為兩漢時期的顯學。
確實，在儒術獨尊之前，《春秋》學包括《公羊》學隻不過是作為百家之一而存在，隻是到了儒術獨尊之後，《公羊》學的地位才凸顯出來。然而《公羊》學地位在漢代的變遷，是一個複雜而漫長的過程，欲明了其變遷的真實意義，必須將其放到廣闊的曆史背景中來考察。
我們知道，漢代《春秋》學的變遷，是遵循著一條由《公羊》學到《穀梁》學，再由《穀梁》學到《左氏》學，最後到《春秋》諸家合流的過程，它前後經曆了約三百年的時間。這一方麵是漢代統治思想發展的必然趨勢，另一方麵也體現了諸多因素的交互影響及互動作用。
這些外在條件，表現在《公羊》學地位的變動方麵，概括而言，有如下諸端：首先，漢代《春秋》諸家的此伏彼起與當時的政治生活密切相關，連續不斷地社會危機需要不斷尋求更合乎社會需要的新統治學說，以取代舊的學說。《春秋公羊》學在原始儒學的基礎上糅合陰陽五行學說，提出諸如大一統、正名分、別尊卑等一係列政治主張，它適應了當時專製主義皇權政治的需要，對於解決文景以來諸侯王尾大不掉、危及中央政權，以及調整和穩定社會秩序顯然具有實際作用。於是乎，隨著儒術獨尊，《春秋公羊》學輕而易舉地登上統治學說的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