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原本是一部普通平常的曆史書，它之所以被儒家學者與《詩》、《書》、《禮》、《樂》、《易》等合在一起被尊為所謂“經”，那還是後來的事。
《春秋》在儒家經典中的地位格外地特殊，它與其他儒家經典的排名順序在不同的學派那裏也是不相同的。一般的順序是：《詩》、《書》、《禮》、《樂》、《易》、《春秋》。
對於這個順序，現代著名學者周予同認為是今文經學家的安排，而古文經學家的次序則是：《易》、《書》、《詩》、《禮》、《樂》、《春秋》。[1]然而不論怎樣排列，我們不難注意到，《春秋》總是最後一名。這顯然是不公允的。
這個不公允的排列，是本然的曆史事實，還是某些人的主觀意向？要辨明這些自然是相當複雜的。
在儒家學說發展史上，《春秋》雖被譏為不堪卒讀的“斷爛朝報”，曆代學者確也不經心地將之係於儒家經典之末。[2]然而，從中國統治思想發展史的角度來觀察，《春秋》學說在儒家學說即中國統治思想中委實占有彌足重要的地位。孔子說過：“吾誌在《春秋》，行在《孝經》。”[3]而且，他自信後人判定他的曆史功過，惟在於這部《春秋》，他不無感慨而言之：“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4]不管這些話孔老夫子是否真的說過，但從儒家的思想曆史發展線索中，人們明顯地看到《春秋》學說的影響是那麽巨大而又深遠。
西漢中葉的所謂儒術獨尊，從其內涵來說，並不是儒家的《詩》、《書》、《禮》、《樂》、《易》學等儒家學說整體的獨尊，而隻是《春秋》學或確切地說是《春秋公羊》學得道。當然，不可否認，漢代的《易》學、《書》學、《詩》學、《禮》學派別林立，代有傳人，但由於它們體係的封閉性、思想的狹隘性、學說的具體性，使它們不可能上升為具有經邦治國、提綱挈領作用的統治學說。三百篇可以作諫書，但那隻不過是統治階層的某些清醒之士麵對不斷出現的社會危機和社會問題而耍弄的聰明術；《易》學中的陰陽卦氣、《書》學中的洪範五行，曾一度為漢代皇權的建立及政治專製主義一體化提供宗教神學上的依據，但在處理具體而又複雜的社會問題時，這些學說又不免顯得抽象、教條而不切實際；《禮》學、《樂》學也隻能在部分領域有助於維係漢代社會的統治秩序而不能從整體上作為漢代社會更何況整個中國傳統社會的統治思想。而《春秋》及其《春秋公羊》學則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