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對商鞅行政係統權力模式的修正，顯然是基於傳統儒學的政治觀念，但由於這種思想在實質上是主張建立一個“聯邦式”或“邦聯式”的國家，主張保留各諸侯國在各自領土內的行政權力，因而與秦國正在推行的消滅諸侯國、建立郡縣製的大一統國家的基本政治國策相抵觸，也與當時的曆史潮流存在明顯的偏差。故而荀子一生雖然也和當時的學者一樣，奔走於諸侯門下，希望將自己的理想變為社會實踐，“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為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1]其迂闊之狀可以想見。
在某種意義上說，思想的超前與滯後，對思想家個人來說，其結果必然帶有悲劇性的意味。荀子的主張或許不合乎當時的時代潮流，但他畢竟以思想家所特有的洞察力和穿透力敏感地預示到大一統帝國建立之後可能出現的情況。因此，他的主張不是兩眼向後看，而是怎樣才能建立一個強固而有序的統一帝國，是關於未來社會模式的一種設計。隻是這種設計未必盡合乎時君的口味，故而必然落了個受冷遇的結局。誠如徐幹所評價的那樣：“夫治國致平之術，不兩得其人，則不能相通也。其人又寡矣，寡不稱眾，將誰使辯之？故君子不遇其時，則不如流俗之士聲名章徹也。非徒如此，又為流俗之士所裁製焉。高下之分，貴賤之賈，一由彼口，是以沒齒窮年，不免於匹夫。昔荀卿生乎戰國之際，而有睿哲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明撥亂之道，然而列國之君，以為迂闊不達時變，終莫之肯用也。”[2]遠不如那些不學無術的“遊說之士”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