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上升為中國統治階級的官方意識形態寶座，在董仲舒之前也有過好幾次機會，然而都因種種原因而失敗。人漢以後，陸賈一方麵具有尊儒的內在傾向，但他鑒於當時的社會實際情況，還是果斷地阻止了儒學走上獨尊的道路，而奠定了黃老思想的統治地位。
在黃老思想的統治下，西漢社會有了恢複和發展，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思想信仰的危機也隨著黃老學說在社會生活中日趨缺少力量而發生，儒學地位的變動又一次擺在人們的麵前。最為明顯的例子則是賈誼的崛起及其努力。然而，由於賈誼不適當地誇大社會危機的實際程度，遂使本來可以實現儒學獨尊的曆史任務又一次被人為地推遲。
如果從原始儒學的立場來觀察，賈誼算不上“純儒”，因為如前所說，他的思想已經明顯地雜糅了其他思想流派的內容。但儒學畢竟是發展中的運動，處在一個不斷改變自身、充實自身的發展過程。因此，從漢代儒學的立場看，賈誼確又為當時儒學的傑出代表之一。
在儒家思想傳統中，向來有一種執著乃至偏激的愛國熱情，與西方知識分子或中國其他的思想流派相比較，這種執著的情感有時顯得不可思議，甚至不可接受。西方知識分予一般是將知識作為謀生的工具或手段，他們雖然有時也不免討論一些天下、國家等問題，但當他們的主張、建議不被統治者所理解、所采納的時候，他們一般並不表現為無限的憂傷、悲哀，更不會絕望，而能以一種樂觀的情緒泰然處之，既不悲天，也不憫人。
而儒學的思想傳統則不然。曆來的儒家學者以治國、平天下、為王者師作為自己天生的職業，他們雖然有時也不免要探討一些天下、國家之外的知識，但那都不是他們思考的重點，他們的職業隻是“以天下為己任”，故而時常顯出一種超然自負的神情，用明末東林學派著名代表顧憲成的話說：“生平有二癖：一是好善癖，一是憂世癖。二者合並而發，情不自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