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閉關詁經精舍的8年間，中國的形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當章太炎剛進詁經精舍的時候，那是清政府最風光最榮耀的“同光中興”時代，清朝的政治經濟經過幾十年洋務新政的發展，確實有了很大起色，中國在政治上尤其是軍事上、經濟上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恢複了往日的榮耀和自信。
然而，也就是在這幾年間，一場意想不到的戰爭再一次將清政府打回原形。原來的所謂洋務新政並沒有解決中國體製性障礙，幾十年的經濟發展、軍事發展不過是一場夢，彈指間灰飛煙滅。於是中國人在甲午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時就開始了新的思索，想著怎樣才能改變先前的困境，重新起步，於是有了維新思潮，有了維新運動，有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策動的強學會。
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以宣傳維新變法、救亡圖存為宗旨。
1896年8月9日（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時務報》第一冊在上海問世。根據《時務報》第三冊公布的工作人員名單，《時務報》總理汪康年，撰述梁啟超，另有英、法、日文翻譯若幹及具體辦事人員等，黃遵憲、鄒代鈞、吳德浦等人可能因為其官方背景，並沒有歸入報館工作人員中。
這份後來影響巨大的《時務報》為旬刊，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出版。第一冊的主要欄目有“論說”、“諭旨”、“奏折錄要”以及京外近事、域外報譯等，這些欄目後來也有局部調整，但大體上保持了第一冊的欄目和風格。
《時務報》最值得看的，也是當時風靡一時、成就梁啟超大名的“論說”欄。梁啟超從第一冊開始直到他離開《時務報》止，論說欄幾乎每一期都有他那議論新穎、文字通俗、筆頭常帶感情的文章。
章太炎與汪康年有著姻親關係，所以當《時務報》創刊出版後，章太炎應該很容易看到這份內容別致的新刊物，很容易引起不錯的感覺。1896年12月29日，章太炎致信汪康年，對《時務報》的創刊表示祝賀，以為這本雜誌詞旨瑰麗，清新活潑，又不失嚴謹。當此社會風氣日趨惡化，社會價值觀念日趨混亂的時候，中國能夠有這樣一本充滿正氣正義的刊物，無疑是一件幸事。章太炎表示，看了《時務報》，激活了他心中久有的著述欲望，他當然是在婉轉地表示希望加盟，或者至少能夠成為《時務報》的作者。他的這個說法雖然比較婉轉，但意思還是很清楚的，所以他緊接著對《時務報》的未來編輯方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大致能夠認同《時務報》不欲臧否人物的大原則，但以為刊物的內容還可以大幅度擴充，要馳騁百家，旁及西方國家的曆史文化，要引古鑒今，推見至隱，向讀者傳遞真實的曆史知識，而不是泛泛介紹海外奇聞，或發一通空論。章太炎主張，要認真研究本國曆史文化，要參照西方近代國家發展曆程，更要做到談論現實政治不故意危言聳聽，故作高論，故作偏見；談論曆史則不能借古喻今，指桑罵槐，觸犯時忌。在章太炎的理念中，《時務報》應該成為變法維新的宣傳工具，應該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應該以其豐富的內涵、優美的文字影響讀者、引導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