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時代的梁漱溟，除了思考人生問題外，還因中國問題的強烈刺激，使他對政治理論、革命與改良等當時中國知識界最關心的話題發生濃厚興趣。
那時，梁漱溟較一般同學更方便地獲得梁啟超在日本編輯的《新民叢報》、《新小說》，以及立憲派稍後出版的《國風報》、革命派的《民報》等。
這些刊物，特別是梁啟超的文字，深深吸引了梁漱溟的注意力，對其思想的形成與轉變產生了莫大影響，使梁漱溟在閱讀中獲知許多近代思想和理念，相信梁啟超等人為中國所開出的君主立憲處方，確實看到了中國問題的症結，是整治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梁漱溟真誠相信梁啟超的偉大與特異處，佩服梁啟超的思想敏銳與行動果敢。他認為，梁啟超所鼓吹的國會製度、責任內閣、選舉製度、預算製度、國庫製度、審計製度，乃至銀行、貨幣等問題，都是中國應該實行的優良製度，中國如果按照梁啟超的規劃進行改革，就必然能夠像西方國家一樣，建設成一個近代國家。
梁啟超的政治設計方案深深感染著梁漱溟，如同中國傳統士大夫期待成為“王者師”一樣，梁漱溟覺得這些方案才是現代知識人應該做的事情，才是創造曆史、改寫曆史。當是時，立憲運動原本是清政府主導的一場政治改革，然而不知何故，尚未被開釋歸國的梁啟超一派卻莫名其妙地成為這場運動的領導者。這一事實使梁漱溟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此後在政治上的許多作為，都可以從這裏找到模仿梁啟超的痕跡。至於思想脈絡、知識傳承，更是梁漱溟後來並不隱諱的。
不過，近代中國的政治變動實在太快，在這如此快捷的政治變動中，聰敏如梁啟超自然不能始終如一信守自己的政治信念，總是在追隨世界潮流，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這實在是政治偶像之大忌。因此當梁啟超已放棄舊觀點轉向新觀點時，梁漱溟們依然在堅守著舊觀念，久而久之，梁啟超的這些“粉絲”如何能夠始終如一擁戴偶像，成為鐵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