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要將梁漱溟轉移出國統區，並不僅僅是中共的意思，民盟中的許多朋友也是這樣想的，這樣勸的。隻是梁漱溟有自已的考慮，他對這些建議，這些好意，一概婉言謝絕，他願意在桂林以靜製動。他的意思是，抗戰勝利在即，國共兩黨的矛盾與衝突在所難免，他雖然與蔣介石、國民黨有些不愉快，但還不到徹底鬧翻，靠到中共一邊的時候。為了保持他將來對廣大中國社會說話的力量，以及保持他廣泛團結全國各方麵的能力，梁漱溟不願就此完全倒向中共。
不僅不願倒向中共，在整個形勢格局不明朗的時候，梁漱溟也不願倒向國民黨，而寧願保持獨立的幾乎被冷落的地位。1943年秋，國民黨在國內外的壓力下，重彈憲政老調，邀請各方麵人士參加，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成立“憲政實施協進會”，蔣介石自任會長，以各黨各派人士為委員，並電邀梁漱溟去重慶參加。在重慶的民盟朋友也希望梁漱溟盡快參加。然而，這又被梁漱溟幾乎不假任何思考而拒絕。當然，這次拒絕與上次拒絕中共略有不同，除了不願“一邊倒”之外，還有見解上的分歧。
國民黨之所以急於實行憲政，決不是為了多給人民一些自由和民主，恰恰相反，是為了限製乃至剝奪人民的民主權利。原來在此之前不久，國共衝突日益嚴重，國內分裂日趨明顯，一些在野黨派紛紛提出改革政治，加強團結，根除糾紛，以利抗戰的“治標”方案，但國民黨對這些方案根本不予理睬，而向人們許諾不容易兌現的憲政方案。加上汪精衛偽政權在南京登台，以憲政為號召，更促使蔣介石下決心以憲政為解決國內問題的手段，人為地製造一次又一次憲政熱潮。
根據梁漱溟素來的見解，對中國來說，憲政可以遠圖，而非急務：“我絕不是說憲政在中國沒有前途，不過像這樣以憲政作手段玩，是難望它由此而成功的。”歐美式憲政不合乎中國社會實際，平時為然，戰時尤然，戰後亦然。當前最急迫的問題是求得全國團結，黨派合作。國民黨若真有誠意，那麽就應當先解決黨派問題、軍隊問題，樹立並且實踐民主精神與信念：“今日所急，在精神不在形式，憲政雖為遠圖，而民主精神則為眼前所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