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的教育實踐以失敗而告終，由一批好人組建的新政府反而成了軍閥們的賬房，中國政治在經曆了晚清以來一變再變的多次衝擊後，究竟應該走上怎樣一條路，反而使善於思考的梁漱溟陷入空前惶惑之中。
在清華園幽靜的環境中，梁漱溟深刻反省近代以來中國民族自救運動再轉再變的經驗教訓，靜靜思索中國的未來前途和立國之道。他認為，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再轉再變可能預示著西方的經驗和中國顯示有著相當距離，而中國本土傳統又處在目前國際環境中不能不變，眼前的中國已經無路可走，逼著人們討個解決，稍有思想的人都不可能就此裝聾作啞。大約十年前，梁漱溟的心思不能不縈回在東西文化問題上，現在卻不能不沉思在這中國民族前途上。梁漱溟自信，東西文化問題是怎樣逼著中國人討個解決，還待他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緒論中指點講明；至於中國民族前途問題之在今日，難道還需要梁漱溟出麵講明嗎？
基於如此思想背景、思想傾向和自負，梁漱溟雖然每天與他的某些學生和友人聚談儒家心性之學，但其內心的波瀾不僅是平靜如許的昆明湖無法比擬，而且在他自己看來早已超越時空，既考慮到中國問題之所從來的曆史特征，又充分估計到世界背景下中國問題的前瞻性。
梁漱溟此時所思考的問題已遠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的文化問題，而是已由抽象的文化問題落實到實在的政治問題，即中華民族的根本前途問題上。由於這種思維進境的特殊性，即由抽象的問題落實到具體問題，因而往往使問題之所在的認取比較容易錯位。也就是說，原本以為沒有問題的問題，一旦落到實處便容易發現有問題。
當梁漱溟在1921年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並不曾發現後來的中國問題，並不曾意識到近代西方的政治選擇與中國本土經驗本土背景的關聯。梁漱溟那時模糊肯定中國民族盡有其前途，在政治和社會的改造上、物質的增進上，大致要如西方近代或其未來模樣，所以梁漱溟那時在演講中便很自信地表達了“對西洋文化全盤承受”的信念，但對中國究竟怎樣才能走上西洋近代政治製度的路則亦未之深思。至於產業如何發達，分配問題如何解決等具體問題，梁漱溟那時總覺隻是枝節細目，隻要中國在政治上有路可走，這些枝節細目總不會沒有辦法。假以時日，自然都有解決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