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種學術文化背景下，原來無心著述立說的梁漱溟實在忍不住了，不得不站出來將自己與眾不同的思考貢獻給國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參加了新文化運動中最重要的一場爭論。
傳統的說法總以為梁漱溟是站在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運動主流的對立麵，是東方文化派即頑固守舊派的主將或代表人物。梁漱溟個人從來不承認這一點，考諸梁漱溟思想的全部發展線索，也很容易看出這個傳統判斷把複雜的學術問題看得過於簡單，似乎真如兩軍對壘。
在當時的文化論爭中，最激進的莫如陳獨秀等《新青年》一班人，他們有感於辛亥革命的失敗而激烈抨擊傳統文化，集中批評孔子和傳統道德，鼓吹全盤西化或全盤法蘭西化或全盤俄化。但是，陳獨秀一班人往往困惑於西方學者的歐洲中心主義迷霧，以為西方文化具有自己的民族性，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不可推廣性，因而主張把西方的一套全盤照抄。同時，他們也習慣於中國知識分子以複古為旗幟而求革新的傳統手法，以一種無以名狀的逆反心理，不辨中國文化的民族性，把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提出一些無法實行，至少是當時不可能立即實行的絕對化理論。如陳獨秀基於中國政治變革長時期不能實現不能健康發展的事實，而以為政治製度的改革是枝葉，中國的改革應該重新開辟新途徑，拋棄或者暫時放棄戊戌以來在製度方麵的努力，單刀直入地探尋、移植西方文化，接受民主與科學，以喚醒國人“最後之覺悟”。
應該說，陳獨秀等人確實看到了中國問題的症結，隻是在解決的途徑上過於激進，一方麵必然引起反對派的竭力抵製，另一方麵又不可避免地使後來者更為激進，以致走上偏激的道路，使其主張更缺乏可操作性。
循陳獨秀思路而發展出來的偏激主張，主要有陳序經。他在《中國文化的出路》中就嫌陳獨秀所要的西化隻是民主與科學，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因此陳獨秀所要的西化並不是全部的西化，陳獨秀的貢獻僅僅在於他根本否認中國一切的孔教化，並非主張全盤西化，因而是一種消極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