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末清初中西交通以來，西方文化曆盡艱辛，終於在清末民初真正贏得中國知識分子的信任，慢慢地形成一股強大的西學潮流。對於這股潮流，梁漱溟並沒有表示反對，在他的青少年時代，恰恰是這場西學潮流的受益者，然而到了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後，當西方文化思潮潮水般地湧進中國，嚴重擠壓中國文化，大有全盤西化勢頭時，梁漱溟對中西文化的看法發生了轉變。他認為現在的問題已不是從前那樣把西方化、東方化平等看待，而是強勢的西方化在中國江山一統，東方化在西方化的擠壓下，幾乎沒有存在餘地。
梁漱溟不反對西方文化的合理部分，認為中國的進步與發展，當然不能無視西方在過去幾百年的創造，但認為無論如何不應該采取民族虛無主義的態度全盤否定中國固有傳統，因為從當時的形勢看，好像東方化已到了不能再要的地步。東方諸民族如日本、安南、緬甸、朝鮮等，隻要能夠領受一點西方化的，便可以存立，否則就站不住腳，還要受那已經領受西方化的東方民族侵淩霸占。即如中國處處采用西方化，如政治改革已全是西化，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幾乎完全充滿了西方化。
西方化充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是個本然事實，嚴重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生存與發展，這是舊眼光的普遍看法。其實，從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說，文化的發展與變異，總是因為外來文化的刺激與影響，如果沒有外來因素的加入，一個單一的文化不可能主動地發生變化。
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為中國人帶來一些西方的新知識，那時的中國人如徐光啟等對這些新知識也是欣喜若狂，以傳統儒家“一事不知以為恥”的精神努力學習，於是中國文化從那之後就開始發生新的改變。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清康熙年間，都沒有發生什麽太大衝突，因為這些都是屬於理智方麵。但是到了清中期以後，隨著中國的大門被西方殖民者以堅船利炮所打開，中國人才覺得中西衝突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當時的人隻看到西方的軍事技術與軍事裝備，以為中國人隻要掌握了這些東西，便可有效防止西方的侵略。魏源的“師夷長技以製夷”，曾國藩、李鴻章所熱心的洋務，在本質上都沒有太大區別，他們都是想用西方的技術使中國強大起來，以防止或反抗外族的欺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