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0月，梁漱溟自長沙回到北京，一路所見，驚心觸目，遂有感於內亂戰禍之烈而作《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呼籲有心人出麵組織“國民息兵會”，以“非戰主義”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養成民主勢力，永不許戰爭見於國內。梁漱溟的這篇文章並沒有交給報章雜誌發表，而是自己出資印製數千冊分送友朋，又放若幹本在北大教員休息室，聽任教員翻閱或自取。北大最有性格的名教授辜鴻銘見到這本小冊子之後也翻閱一遍，然後搖頭晃腦自言自語表示該文作者算得上是一個有心人。
梁漱溟回到北京後，恰逢許丹生病，北大哲學係印度哲學一課自新學期開學以來就處於停課狀態。北大校長聽說梁漱溟已經離開司法部，且從南方回來了，遂促其到校接替許丹上課，於是梁漱溟自1917年下學期正式成為北大一員。
1917年12月5日星期三，梁漱溟開始為北大哲學門三年級學生講授“印度哲學概論”一課，每周三學時。年僅二十四歲的梁漱溟與諸同學年齒相若，且有比其大兩歲者，如後來的知名教授馮友蘭、顧頡剛、孫本文、朱謙之等，當時都是梁漱溟的學生。
許丹在佛學上有很深的素養，且長於西文，他在北大講印度哲學，一麵取材西文典籍，一麵兼及佛教經典，並參考日本學者的著述，編有講義一種。梁漱溟初到北大，因時間倉促，無法完全重新編寫新的講義，隻好從吳承仕那裏借來一些日文的印度哲學書籍作為參考，在許丹先前講義的基礎上，但事增訂，未及重新改作。到了第二年乃根本更改，編著《印度哲學講義》一書。其第一篇《印度各宗概略》、第二篇《本體論》先成，當年即在京印行。1919年，梁漱溟得暇續成後半部，將全書定為《印度哲學概論》，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其時，梁漱溟對前半部分如佛教曆史的研究過於簡略而深感不安，頗思改正而不及改，隻在有關章節之末略加說明。到了1920年再版時，梁漱溟因病而不能動筆，仍將原稿付印。然內心更感不安，遂向商務印書館要求第三版之後不再印刷，計劃抽時間別編新本。無奈後來忙於其他著述，《印度哲學概論》一書一直未能靜心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