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濟的縱容默許下，梁漱溟向佛的意誌更強，他常去琉璃廠文明書局、有正書局，翻閱、購買南京金陵刻經處出版的佛經及上海狄葆賢主編的《佛學叢報》，久而久之，對晦澀難懂的佛教典籍有了較強的自學能力，整日裏所思所想，除了一心禮佛，一心成佛外，似乎別無他事，整個生命興趣，也隻有“佛”這一個字而已。
一心渴望成佛的梁漱溟過著在家修行的生活，閑來無事，梁漱溟也有意識地補充早先的知識缺陷，對先前沒有仔細閱讀或者根本沒有閱讀過的中國古典下了一番苦功。在這一閱讀過程中，梁漱溟附帶編了一本《晚周漢魏文抄》，選了一些周秦漢魏時期比較能夠發揮思想理論的文章，這些文章並不是非常難懂，隻是文字比較典雅，比較講究，具有相當的可讀性和思想性。
編撰選本是中國學術史上一個常見的工作，許多學者都做過這項工作，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過這些選本的影響。各種選本影響大小，主要取決於選家的眼光及其學術地位，而像梁漱溟這樣尚沒有什麽學術地位的人，如欲編選這樣的本子，一般地說總要請名家撰寫序言或給予其他形式的提攜、幫助。梁漱溟的這個選本編輯完成後，也就沒能免俗地請著名記者黃遠生撰寫了一篇序言。
黃遠生（1885—1915），原名基，字遠庸，江西九江人。1903年高中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屆進士，那一年，他還不到二十歲。1904年，黃遠生東渡日本，入中央大學習法律。1909年回國，曆任郵傳部員外郎、參議廳行走、編譯局纂修、法政講習所講員等。公務之餘，黃遠生熱衷於撰述，經常為京滬等地報刊撰寫國際時事方麵的評論與報道。後在出洋大臣李盛鐸的啟發建議下，在辛亥革命爆發後，退出仕途，轉投新聞界，與藍公武、張君勵等於1912年創辦《少年中國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