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究竟是怎樣爆發的，多年來的研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主流意見是從愛國主義的“宏大敘事”上概括北大師生的動機，以為巴黎和會不斷傳來的外交失敗導致了北大師生的不滿。這些主流看法當然有道理。不過，我們還可以從許多比較世俗的視角對這場具有中國曆史轉折意義的重大事件提出不同的看法。
文人發難
當年，蔡元培是滿懷熱情來到北京來到北大，他就是要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宗教精神改造北大，重建北大，將北大由先前的官僚養成所變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最高學府。經過差不多兩年的奮鬥，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理念的指導下，蔡元培起用了一大批新人，替換了先前一大批舊人，這勢必引起一些人的不滿甚至堅決反對。更重要的是，蔡元培到北大當校長，是黎元洪當大總統時候的事情，現在北京政府權力掌握在段祺瑞和安福係的手裏，而段祺瑞和安福係對蔡元培職掌北大後的作為非常不滿，以為引用非人，敗壞士習，借教育家之美名，實行灌輸社會革命、無政府等說，陰為破壞舉動。北京政府將蔡元培主持北大所引發的新思想、新思潮、新文化視為洪水猛獸，北大和蔡元培實際上與政府處於幾乎全麵的對立狀態。
說得更明白一點，蔡元培隸屬於南方的國民黨，是孫中山的老朋友，他此時主持北京大學是用北京政府的錢，但在許多政治理念上，蔡元培和北京大學卻與南方的孫中山政府遙相呼應，而南方的孫中山政府此時正在想方設法推翻北京政權。在這種情況下，怎能指望蔡元培不成為北京政府的眼中釘、肉中刺呢？勢之必然，不得不然。他們雙方都在積蓄力量，都在尋找機會予以突破。
到了1919年初，這種平衡終於因某種因素的注入而被打破，北大和蔡元培逐步陷入被動狀態。最具有象征意義的是，這年元旦，由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主編的《新潮》雜誌創刊，其中的激進思想終於被反對者抓住了把柄。於是從1919年初起，北京官場、學界乃至一般知識界關於北大的傳言就越來越多。如果仔細體會林紓在“五四”遊行前發表的那兩篇影射小說和致蔡元培的公開信，就知道當時政府對北大的不滿其實已經傳到社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