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偏是武昌
1906年開啟的君主立憲政治改革，一路走來，大體上風平浪靜。
即便發生了1908年光緒帝和慈禧皇太後相繼去世這樣大的突發事件，清政府的政治改革也沒有拋錨暫停的跡象。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在經曆1905年的短暫輝煌後，很快就因清政府的政治改革而受到極大的挫折，過去我們不明所以，將那前後的吳樾舍身炸五大臣、徐錫麟舍身刺殺安徽巡撫恩銘以及同盟會領導層孫中山與章炳麟、陶成章等人鬧別扭，章炳麟、蘇曼殊、劉師培夫婦或設法回歸社會主流，或設法謀求財政支持西天取經，看作君主立憲開啟對革命的遏製。這也符合積極推動君主立憲的戴鴻慈等人對立憲效果的判斷，他們堅定地認為，立憲是一項有助於政治統治的大事業，立憲不僅利於君，而且有助於消弭革命，使革命在悄無聲息中走向終結。然而誰也想不到的是，清政府在關鍵時刻出了狀況，湖北新軍首舉義旗，一場原本具有極大希望的政治變革最終走上失敗的道路，兩百多年曆史的大清帝國頃刻瓦解。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讓湖北新軍發動起義呢？武昌起義的目的究竟何在？
四川局勢在惡化
簡單地說，引爆武昌起義的是清政府的兩個重要決策，以及此後僵持數月而沒有結果的拖延戰術。這些原本並不錯誤的錯誤終於激起新軍官兵的嚴重不滿，他們在經曆幾個月的忍耐蹉跎後終於揭竿而起，表明立場。
關於兩個重要決策，第一個是將責任內閣弄成了親貴內閣或皇族內閣。這使那些原本準備通過改革分享權力的立憲黨人徹底失望，立憲黨人不過是一批文人，他們即便失望也鬧不出大亂子。但是第二個決策失誤就不一樣了，鐵路幹線國有則引發了全國性的抗爭。
鐵路幹線國有化政策極大挫傷了民族資本的尊嚴，傷害了他們的利益，尤其是四川，在哥老會及革命黨人的策動下，利用這個話題擴大危機。四川局勢僵持不下，朝廷不願意接受教訓、下詔罪己，終止或中止鐵路國有化，或者宣布全額補償紳商損失，或者如廣西巡撫沈秉堃建議，請郵傳部宣布將川漢鐵路公司中所有零星民間股本一律償還，至於川路中經營虧損、倒賬虧損，也先由郵傳部墊認。至於具體的責任，完全可以待事態平息後仔細調查。而郵傳部和盛宣懷到了這個時候依然繼續較真，與民爭利，不願讓步，表示川路原有股東中有願意在鐵路國有化之後繼續投資者，可以參照湖南的方式，按照一比一的比例配給國家鐵路股票，一律分紅分利；不願繼續投資的，參照廣東的方式，一律實發六成現金，其餘四成另給國家印票，分兩年給還。至於川漢鐵路公司實收股本，國家既全數認還，那麽虛糜及倒賬之款，也就包括在內了。這種拖泥帶水的表態，雖然較前有了很大改善，但毫無疑問，已經對四川憤怒的紳民沒有多大吸引力了。四川的局勢仍在惡化中，並終於引發1911年9月7日四川總督府門前的流血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