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近代之後，東北亞問題一直成為國際問題的焦點，成為影響遠東乃至世界全局的重要火藥桶之一。1894年的中日戰爭因此而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聯合國第一次動用軍隊也為此而來。因此怎樣結束東北亞的亂象，除現實政治考量外，應該注意其與曆史傳統的關聯度，因為在前近代的曆史上，這一地區並非如此。
在西方勢力滲透到東北亞地區以前，這個地區的許多國家實際上是中國的藩屬，他們在自己的國度裏享有完整的行政主權，但由於與中國有著某種程度的藩屬關係，受到中國在各方麵的關照與保護。此時的中國對這些國家享有名義上的宗主權，因此在履行宗主國責任的長期過程中，中國不能不奉行“王道政治”，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主持公道、正義，竭力維護中國與周邊藩屬之間的和平及良好的互動關係，不到萬不得已，中國不會出手動武，更不會縱容或支持某一國家向另一國家挑釁、欺侮。中國的尊嚴、信譽大於一切，與藩屬諸國的所有交往，都必須從政治上考慮得失利弊。
然而，當西方勢力開始向亞洲滲透後，中國在西方的強勢壓力下逐步退卻，它雖然有心繼續維持帝國與各周邊藩邦的政治、經濟、文化聯係，但實在說來已力不從心，西方勢力不僅要將中國的宗藩變成自己的宗藩或勢力範圍，它們在根本目標上是要將中國納入西方勢力主導下的所謂世界一體化的新秩序中，中國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時間裏，尊嚴喪失殆盡，主權和領土完整受到嚴重破壞，逐步淪為西方勢力的殖民範圍。中國素來信奉和堅守的“王道政治”不再，轉而不得已信奉西方近代國家所向披靡、所向無敵的所謂“進化論”。
進化論的觀念在中國由來已久，嚴複在解讀西方這一近代思想時也曾注意它與中國古典思想的相似度，隻是這一思想在中國古典政治學的範疇中一直不被看好，更不被提倡，因為僅僅憑借“力”的角逐去獲取霸權，隻是一種“霸道政治”，其與中國一直信奉、遵守的“王道政治”根本不可同日而語，是儒家倫理不太讚賞乃至根本反對的一種政治理論。隻是在西方的壓力下，中國出於民族存續的現實需要，不得已放棄王道政治，轉向霸道政治，轉向自身力量的積聚，於是乎遠東地區直至整個亞洲，失去了可以信賴的“共主”，先前的各個藩邦在失去了中國的保護之後隻能依附於西方各個強勢國家自謀出路。從這個意義上說，東北亞亂象的形成可能有許多的複雜因素，然而認真考究，可能與中國立國原則的調整有著重要的因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