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之後，麵對熙熙攘攘的人群，你是否會回想起，第一次走進蘇曼殊的內心時所打的那個遙遠的寒噤。
那一天，“雨月，整個城市使它感到氣惱/它從甕中把大量陰暗的寒冷/灑向附近墓地的蒼白的亡魂/把一片死氣罩住多霧的市郊。”（波德萊爾《憂鬱》）整個城市籠罩在雨、霧、陰暗、寒冷之中，憂鬱隨之產生。
時間就像是在轉圈圈，我們都會回到剛開始的時候。有一種憂鬱，周而複始。就像是波德萊爾痛苦地麵對著“巴黎的憂鬱”，在那個“世紀病”泛濫的年代，有一個孤獨的過客在體味著現代性的“上海的憂鬱”（蘇曼殊曾多次輾轉於上海）。流布於西方和東方的這種孤獨感，來源於他們對社會人生的現狀與未來的擔憂。而蘇曼殊的特別之處在於：在中西文化碰撞、新舊製度交替、傳統與革新的臨界點上，道與言不再是主題，隻有“那消逝，以及消逝本身作為現代性的憂鬱（melancholia）成為主題”，“僅僅是讓消逝
保持為消逝”（夏可君1語），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一個憂鬱的蘇曼殊。
鬱達夫曾指出：“蘇曼殊的名氏，在中國的文學史上，早已是不朽的了……他的譯詩，比他自作的詩好，他的詩比他的畫好，他的畫比他的小說好，而他的浪漫氣質，由這一種浪漫氣質而來的行動風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雜評曼殊的作品》）從某種意義上講，蘇曼殊這種複雜的浪漫氣質和行動風度，浸潤出了他奇特的生活風範和強烈的個性表現，在同時代創造了一種絕對的現代性的憂鬱和孤獨。
他“厲高節”、“抗浮雲”的處世態度，不僅影響了身邊的朋友，也感染了當時很多知識分子的風度、道德和思維方式。他去世後，許多青年人赴其墓地憑吊、讀他的作品、搜集他的詩畫，更有甚者，一些女學生在蚊帳內懸掛他的照片，自詡為他作品中的女主角，為他灑淚。“五四”後的很多青年人盲目地崇拜他，認為他做的東西，什麽都是好的，甚至為此不惜與當時的名家如胡適等反目（因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未提到蘇曼殊）。在蘇曼殊在世及離世後的一二十年中，求他詩畫的人絡繹不絕，“遺文剩墨，尤其為書賈居奇”，他的各種集子一版再版，銷量幾乎打破了一切普通書籍的銷售紀錄，一時為出版界的空前盛況2。而相對於他的作品，他數不清的軼事、豐富的人生經曆和奇特人格更加引人注目，他被人們尊為詩僧、畫僧、革命僧、情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