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吳相湘大學畢業時，正趕上抗戰軍興。在其心理上，有一個從文化人到軍人的轉變。他看到國軍機械化第二百師在長沙郊區整訓，不禁升騰起從軍願望。“我國新式機械化部隊第二百師即駐紮這公路附近，德國的戰車炮車，滿塗迷彩，或隱蔽於樹木中，或訓練行駛於公路上，雄壯軍容，轆轆車聲，使我精神興奮，更自慚形穢。”
吳先生本來具有參謀的潛質。對戰略精神的辯證思索，戰爭進與退、戰略大縱深，其思考極有見地，從而糾正了曆史上長期訛誤。這種訛誤包括大文人、史學家的隔行如隔山的錯誤。吳相湘抗戰勝利後複歸其史學專業，開拓出嶄新的境界。
他於1937年10月中旬到長沙戰區司令部謁見薛伯陵將軍，奉派為參謀處編譯股編譯。從此穿上軍裝。
在戰區參謀期間，發揮他史學專業的長處，與參謀處其他科組的作戰參謀交流。八年抗戰期間，他也曾深入敵後，並在敵占區腹地生活、辦報、偵察等。
第一、二、三諸課主管作戰、情報、後勤等業務，與編譯股同在一幢房屋內，各課的參謀與吳相湘等人朝夕相處，非常融洽。他常常請教他們兵學術語以及研讀軍用地圖，作戰參謀也問他一些史學問題。每逢一次會戰結束，司令部的重要文件及各部隊戰鬥詳報先後集中參謀處，編譯股同仁就開始研讀及編纂；參與作戰、策劃的參謀人員隨時答複其問題。
吳相湘先生說：“我國先哲有言——用兵不如用民。”西方兵學家克勞塞維茲大將論“後退作戰”，更有“此法所以能使攻者陷入力盡勢窮的狀態，尤非要塞和民眾的協助不為功”。
會戰結束以後，參謀處和趙子立提及國史上是否有“後退作戰”先例一問題時，我曾指陳：眾所熟知的三國大膽將軍薑維是這一後退決戰法的最早創議人，時在258年，實行於263年（《三生有幸》87頁，中華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