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世界製造業經濟的業務逐漸轉移到中國之後，對美國經濟帶來了許多挑戰，逼迫美國的經濟結構開始調整，經濟重心開始放到金融、技術創新和銷售市場。上述製度架構的改革對於美國強化經濟競爭的優勢，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所以，這次金融危機不能問罪於美國的經濟創新製度，否則未來十年的經濟增長點更加是一個問號，更將失去應有的創新活力。重新讓美國回到製造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是不現實的，因為在勞動力成本等方麵根本沒法和發展中國家競爭。另外，這次金融危機出現了跨行業的經營，完全放開之後，所帶來的交易鏈條的不斷延伸，由此導致道德風險和委托代理方方麵麵的扭曲逐步在放大化，因此這次危機及時暴露了問題，在更大意義上說這不是壞事。
從綜合經營直接就跨到了混業經營，進入混業經營之後，鏈條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果在綜合經營時代，功能性監管就有效，而在混業經營之後功能性監管也出現許多問題。但是，“9·11”事件之後美國又出台了一個《愛國者法案》，針對亞洲和非洲特別是中國的企業在美國上市投資做了一個非常大的限製。比如，中國企業要在美國上市，基金一定要在半年之前凍結，這會付出巨大的機會成本。您怎麽看待《愛國者法案》的問題？
陳誌武：
你說的其實是一個很新的問題。早前我在瑞士日內瓦時，有一個非常深的感觸。當地的人口十分稀少，國家卻很富有，它們基本不製造生產什麽東西，當然也有世界流行的瑞士軍刀和瑞士手表，但總體上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很小，主要發展依賴金融服務業。
瑞士銀行業的發展，得益於發展中國家的製度缺陷。隻要還有像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等一些對私人的財產保護不完善的國家存在，那麽，瑞士私人銀行的業務需求就會繼續高速發展，國家的經濟發展就有大量空間。可以說，瑞士的經濟增長乃是拜拉丁美洲、非洲等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法製不健全、私人財產保護不完善的國情所賜。兩者恰好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