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維一
留聲機也是洋玩意兒，可是咱們中國人並不管它叫“格拉姆風”。或許是當年引進這玩意兒的人知道自己既不能像語言大師林語堂把“幽默”譯得那麽傳神，也無法像大詩人徐誌摩把“雪茄”譯得那麽雅致，倒不如實實在在地起個中國名字，於是就叫做“留聲機”。不管這個名字是誰給起的，我倒是挺喜歡這個名字。
我不但喜歡留聲機這個名字，而且從小就喜歡留聲機這個洋玩意兒。人可以生生死死，可是借助留聲機，聲音卻可以長駐人間。
我的第一架留聲機是父親用他一個禮拜加夜班翻譯文章掙來的稿費買給我的。
那時候是五十年代，我還沒上小學，當時沒有電動馬達作動力的留聲機，我的留聲機是靠手柄搖緊發條作為動力。唱頭也不是靠電，而是靠唱針在音槽中的抖動，帶動金屬膜片震動空氣發音。一句話，與愛迪生發明的留聲機在原理上大同小異，隻是不像他那個時代的留聲機，支在半空中的喇叭高昂著頭，神氣活現的。我的留聲機的喇叭是縮在機箱裏麵，顯得含蓄得多，共鳴效果也還不錯，低音尤其豐富。
有了留聲機，還得有唱片，就跟有了槍，還得裝子彈一樣。可是形勢一天比一天緊，找一張有意思的唱片還真不易。所以除了革命歌曲之外，我最先擁有的唱片是一套老家湖南的花鼓戲《劉海砍樵》，聽得我莫名其妙。
然後是父親的朋友送的幾張解放前出版的老唱片。現在還記得其中一張是馬連良唱的，片子一開頭並不是馬先生的唱，而是一個令我這麽大的小孩乍一聽還真有些害怕的啞嗓兒，隻聽他大聲喝道：“高亭公司特請馬連良老板唱《空城計》頭段！”接著是鑼鼓點兒大作，然後才是馬先生的一唱三歎。慢慢兒地，我也聽出點味兒來了。荀慧生的《紅娘》，周信芳的《徐策跑城》，程硯秋的《荒山淚》都入了我的收藏，他們大段的西皮流水或是二黃原板逐漸可以讓我搖頭晃腦了。有一陣子，我還真和幾個小學同學商量著去投考戲曲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