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劉開渠認識，是在十三四年前頭，大約總當民國十一二年的中間，那時候，我初從日本回來，辦雜誌也辦不好，軍閥專政，社會黑暗到了百分之百，到處碰壁的結果，自然隻好到北京去教書。
在我兼課的學校之中，有一個是京畿道的美術專門學校；這學校仿佛是剛在換校長鬧風潮的大難之餘，所以上課的時候，學生並不多，而教室裏也窮得連煤爐子都生不起，同事中間，有一位法國畫家，一位齊老先生，是很負盛名的；此外則已故的陳曉江氏，教美術史的鄧叔存以及教日文的錢稻孫氏，比較得和我熟識，往來的也密一點。我們在平時往來的談話中間，有一次忽而談到了學生們的勤惰，而劉開渠的埋頭苦幹，邊幅不修的種種情節，卻是大家所公認的事實。我因為是風潮之後，新進去教書的人，所以當時還不能指出那一個是劉開渠來。
過得不久，有一位雲南的女學生以及一位四川的青年，同一位身體長得很高，滿頭長發，臉骨很曲折有點象北方人似的青年來訪問我了；介紹之下，我才曉得這一位象北方人似的青年就是劉開渠。
他說話呐呐不大暢達，麵上常漾著苦悶的表情，而從他的衣衫的襤樓，麵色的青黃上看去，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埋頭苦幹，邊幅不修的精神來，初次見麵的時候，我隻記得他說的話一共還不上十句。
後來熟了，見麵的機會自然也多了起來，我私自猜度猜度他的個性，估量估量他的體格，覺得象他那樣的人，學洋畫還不如去學雕刻；若教他提錐運鑿，大刀闊斧的運用起他的全身體力和腦力來，成就一定還要比捏了彩筆，在畫布上塗塗，來得更大。我的這一種茫然的預感，現在卻終於成了事實了。
民國十二年以後，我去武昌，回上海，又下廣東，與北京就斷了緣分。七八年來，東奔西走，在政治局麵混亂變更的當中，我一直沒和他見麵，並且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前年五月，遷來杭州，將近年底的時候，福熙因為生了女兒，在湖濱的一家菜館，大開湯餅之會；於這一個席上，我又突然遇見了他，才曉得他在西湖的藝專裏教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