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我表達自我的欲望與日俱增。我所使用的有限手勢已經越來越不夠用，每當無法清楚表明自己的意圖時，我總會情緒大爆發。我感到仿佛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在禁錮我，我不顧一切地想要掙脫。我掙紮——並不是因為掙紮有什麽用，而是因為體內有一種強烈的反抗精神，最後我總是會痛哭流涕、精疲力盡。如果母親剛好在旁邊，我便會鑽進她的懷抱，因為太過痛苦，我甚至記不起發怒的原因。但片刻之後，我對交流的渴求又變得那樣強烈，這樣的情緒爆發每天都會發生，有時甚至每小時我就要鬧一場。
我的父母非常傷心，但根本不知所措。當時我們住在很偏遠的地方，周圍沒有任何盲聾學校，而且應該也不會有任何人想要來塔斯坎比亞這樣的小鎮教一個又聾又盲的小孩。我的朋友和親戚有時甚至會懷疑，我是否能夠接受教育。我母親唯一的希望來自狄更斯的《美國劄記》。她在那本書裏讀到勞拉·布裏奇曼的故事，隱約記得她也是個聾盲少女，但接受了教育。不過母親也記得，探索聾盲者教育方法的豪威博士早在多年前就已經去世了，這讓她感到絕望而痛苦。豪威博士的教育方法可能也隨他一同死去了吧，就算不曾死去，一個身處阿拉巴馬州偏遠小鎮的女孩，又如何能從中受益呢？
在我大約六歲時，父親聽說巴爾的摩有一位傑出的眼科醫生，他有過許多成功治愈看似毫無希望的盲人的先例。父母立即決定帶我去巴爾的摩，看看是否能治好我的眼睛。
我記得很清楚，那是一趟非常愉快的旅行。我在火車上交了許多朋友。有位女士給了我一盒子的貝殼。父親幫我給貝殼穿了孔，這樣我就能將它們串起來，我開心地玩了很久也不覺厭倦。列車長也很善良，他在車上來回檢票打孔時，我經常抓著他的衣角跟在他後麵。他還把打孔器給我玩，我蜷縮在座椅的角落裏，拿它在一片片硬紙片上打孔，玩得非常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