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重慶的童年，我的生活是明快的色調，那麽，從十二歲全家搬到南京開始，灰色就逐漸籠罩了我的生活。這樣的基調後來貫穿了我的整個中學時代。
小資本家爺爺
我爺爺很像電影《林家鋪子》裏的那個掌櫃。爺爺是揚州邗江人，十幾歲時一個人挑著擔子進城當學徒，慢慢積累了本錢，後來開始自己做買賣。再後來，生意做大了，他和兩個朋友合夥開了個錢莊。在那個時候能開錢莊應該算比較發達了。聽我的叔叔伯伯們回憶，大概在一九四九年，爺爺還上過國民黨的金融年鑒。當然，我有些懷疑那種年鑒跟現在一樣，是給點兒錢就能上的那種。但不管怎麽說，我爺爺都應該算小資本家了。
無法兌現的金條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軍的炮聲近了。爺爺和他那兩個朋友一直在糾結要不要去台灣。如今的我無論如何也弄不到二〇一二的船票，而當時我爺爺如果變賣家產，是能讓一家人去台灣的。但不知道具體是什麽原因，爺爺權衡再三，終於橫下一條心——不走了！今天我估計，老爺子當年最主要的判斷恐怕是，自己又不是什麽大資本家，要鎮壓資本家也輪不到他這樣的小資本家頭上。最後爺爺把家產全變賣了，留了下來。
爺爺的兩個朋友也抱著同樣的心態留了下來，都變賣了各自的家產，最後三家人湊了一百根金條——那時候的法幣跟草紙沒什麽兩樣，隻有金條是硬通貨。他們把這一百根金條存進了當時的國民黨中央銀行，票據上寫了我爺爺和他兩個朋友的名字，三人各執一份。
等到一九四九年後沒多久，他們就發現這件事兒說起來變得很可怕了——雖然他們沒去台灣，但在那個年代，家裏存著國民黨銀行的金條存單也是天大的罪過。三家人冒著殺頭的風險，想盡各種辦法保存著各自的銀行存單，一直保存到了“文革”之前。但當紅衛兵開始大規模抄家後，他們也就不敢留著那張存單了——如果被抄家抄出來，真不敢往下想。萬般無奈之下，我爺爺把金條的存單悄悄燒了，和另外兩家人也失去了聯係，爺爺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