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自太祖平定了各國，隻有遼國仍然雄長北方，和宋朝對敵，把中國又分作南北朝的局麵，河北和山西兩省的地方，是當時宋、遼兩國的競爭場。後來宋朝和遼國講和，南朝為兄，北朝為弟，但是宋朝還要每年納幾十萬的歲幣，給予遼國。
還有西夏國本是西蕃部落，部長是唐末的藩鎮，子孫相傳，宋朝賜姓為趙，漸漸強盛起來，占了陝甘邊地和河套地方，獨立稱帝；宋朝屢次攻打，都不能得利，便彼此講和，約宋朝為君，西夏為臣，但是宋朝也每年要納幾十萬的歲幣，給予西夏。
這時宋朝雖然名義上是和外族講和，其實是受外族的壓迫，所訂立的條約，盡是喪權辱國的條約，不但割讓土地，而且每年要納一定的歲幣，送給外族，把百姓的血汗，供給外族無厭的要求，到底還是不能滿足外族侵略的野心，不到國破家亡，外族的侵略，是不能休止的。
宋朝處著這種時勢，自然應該按照當時的環境，改變方法，把國內整理，自謀富強，才可抵禦外族，救得國家的危亡。但是當時的大臣如韓琦、司馬光等，都還在醉生夢死之中，隻知固守中國數千年治國的舊法，不肯絲毫改變。這時隻有王安石是明了國家政治的人，他見了國家岌岌可危的情狀，就想出救國的方法來。
王安石是宋朝特出的人才，他在少年的時候，就嗜好讀書，很留心古今社會政治的情形，所發表的文章和政見，常是驚動一班守舊先生的頭腦，他的文章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很有名的，就是現在所稱“唐宋八大家”中的一個。在他初入政界時，便做了鄞（yín）縣（屬浙江省）的縣官，到任以後，注意富國利民的方法，修築堤堰，開決陂（bēi）塘，對於水利的事業，極力提倡，替農民謀得許多的利益；又把公家的穀借給民間，春放秋收，一般農民得著很大的便宜，鄞縣經他治理，真是家給人足，莫不個個稱頌，這就是他的政治理想，運用到實驗上的初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