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文史參考》的主編約我寫一篇稿，寫給一個已不在世的人，就選你吧，老布——我在第一時間就確定了，給布爾加科夫，寫下《大師和瑪格麗特》的布爾加科夫。
信，通常都寫給親近的人。布爾加科夫就是，這個被我稱作老布的人讓我感覺親切。原因可以列舉出一堆，比如他曾經是醫生，後來棄醫從文，當了記者、作家。而這些軌跡也正是我的軌跡，就像一個蹦跳著前行的孩子，正在把自己幼稚的足，沿途踏進長者寬大深邃的腳印裏。
然而直接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好奇。我迫切地想知道一位作家是如何把那些常人難以忍受的東西承受並忍受下來的，譬如絕了生計，譬如發表權的被褫奪。在布爾加科夫轉行寫作後的第七個年頭，他寫下的每一個字都不能麵世，一個反革命的帽子被扣在頭上之後，按理說作家就完蛋了，我想不出世間還有哪種苦難比這個更能擊垮一個作家。
假如有的話，恐怕就是生活。連糊口都不得的布爾加科夫，再次提起了那支給他帶來無盡災難的筆，寫了封信，收信人是斯大林。信中說，“求一個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助理導演職務，助理導演如果不行的話，配角演員也行，配角演員不行，那麽劇務工人也行，如果都不行，那就請蘇維埃處置我，隻要處置就行……”。這封信不可思議地感動了收信人，布爾加科夫得到了一份助理導演的工作。這份收入微薄的工作最終保證他寫完了自己想寫的東西。在另一封同樣是寫給斯大林的信中，老布展示了他的“狼性”——“在蘇聯我成了俄羅斯文藝曠野上唯一一匹文學惡狼。有人勸我將皮毛染一下，這是一個愚蠢的建議。狼無論是染了顏色還是剪了毛，都絕對不會成為一隻卷毛狗”——一種不可馴服的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