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和語言
隻要不是無聲電影，電影中無論如何也會出現一些對話，一句話都沒有的電影隻是偶爾出現。例如，拉塞爾·勞斯於1952年執導的作品《賊》和呂克·貝鬆於1983年執導的處女作《最後決戰》中，效果音也有，音樂也有，就是沒有對白。片中人物並非啞巴，而是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沒有必要讓他們說任何話。導演們為了凸顯這一特點，連一句對白都沒放進去。自1927年上映的《爵士歌王》以來，已經熟悉了電影語言（即使是在無聲時代，音樂也是存在的）的觀眾，尤其是對於喜歡好萊塢電影中大量對白的人們來說，這無疑是一種酷刑，但正因為有這樣的痛苦，他們至少能深切感受到主人公的心境。
雖然不及上麵提到的兩部電影那個程度，但2002年上映的《我要複仇》也是一部非常寡言的電影。這裏有幾個理由。第一個理由，就是主人公Ryu是一位聾啞人，因此，他完全沉默，需要有對話時，就用簡單的手語進行表達。通常情況下，他隻能默默地看對方說話，因此，被動是定義這個角色的首要因素。作為業餘美術家，Ryu具有潛在的表達欲望，但是因為無法用語言進行表達，所以極度被壓抑的情緒，最終以暴力的形式爆發出來。將頭發染成綠色，也同樣是因為他失去了語言這個表達工具，不得已才借助這一看似行為藝術的方式來表達某種反叛。在影片中，一個不能說話的人物所呈現的東西，並非隻局限在台詞這個層麵。
第二個理由，就是為了克服在韓國電影界泛濫成災的說明過度誇張的現狀。實際上，正是這個原因，Ryu才會被設定為聾啞人。雖然這是種本末倒置的做法，但當時的商業電影模式確實讓我感到忍無可忍。我相信，將世界上90%的商業電影的台詞減少一半，也可以充分展現故事梗概，不僅可以，而且從藝術層麵也能夠變得更加優秀。但準確地說，在那些影片中，讓我感到厭惡的並非單純是對話多，而是好台詞越多的電影，越想通過台詞來傳達電影的核心內容。在電影中，如果一個男人愛上了一個女人的話，用陷入愛情時特有的行動和表情就可以充分展現出這一點，而不用看著她說“我愛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