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電影的台詞為什麽這麽少？”
“因為上部電影上映時，我接受了太多的采訪。”
事實上，《我要複仇》的劇本早在《共同警備區》之前就在寫。如今想來，在眾多劇本中偏偏選擇了這一部，很可能是之前接受太多采訪而留下的采訪綜合征所致。正因為如此，我在反複推敲的過程中，連為數不多的幾句台詞也去掉了。有些人說這部電影的真正魅力就是台詞少，但這等表揚真不是我應得的，這要歸功於當年讓我費盡口舌的記者老師們。
比如，像柏林電影節，從智利到丹麥，能夠見到來自無數個國家的眾多記者。每天要麵對三十名記者，感覺自己都快成自動點唱機了。記者猶如投下一枚硬幣後按下曲目選擇按鈕般拋出提問：“真的是在板門店拍攝的嗎？”然後我就像背誦預先輸入好的答案一樣回答：“哦……我的記者先生，如果真能在板門店拍攝，那又何必拍這種電影呢？啊，難道您不這麽認為嗎？”
然後再說拍照。最近，韓國平麵媒體的版麵設計越發華麗，電影導演們也紛紛被商品化，以前那種端坐著拍攝的場麵幾乎消失無蹤。即使是風格文雅的日刊，也要求導演們做出在路燈下邊抽煙邊冥思苦想的樣子。因為不聽話的演員或工作人員，吃過一兩次苦頭的導演們，自然會乖乖地按照命令行事。所以我也曾將手舉向天空，用手指著遠方，露出燦爛的笑容。
但真正讓我感到痛苦的還是語言。記者們從來不會這麽問：“將《我要複仇》中的誘拐犯設定成聽覺障礙者的理由是什麽？”他們一定會問：“將《我要複仇》中的誘拐犯設定成聽覺障礙的人，是不是為了表現他與世隔絕，乃至某種根源性的不可溝通？”這讓我感到很痛苦。這話說得倒沒有什麽錯，隻是我不喜歡藝術的魔法被這種話語概念化。而且，申河均那惟妙惟肖的聽覺障礙演技，並非用這麽一句話就能概括得了的。不過，既然不能說這句話錯了，那我隻能含糊其詞地回答：“啊……對……是的。”不承想三天後，無論報紙還是雜誌都刊登了這樣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