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真是悲苦的事：當一個人整整的一生都在期待愛的世界來臨，而在這些可怕的景象之前又不得不閉著眼睛，滿懷隻有惶惑。——這將更為慘痛，當一個人具有托爾斯泰般真切的意識，而要承認自己的生活還不曾和他的主張一致。
在此，我們觸及他最後幾年——當說他的最後三十年吧？——的最苦痛的一點，而這一點，我們隻應當以虔誠的手輕輕地加以撫摩：因為這痛苦，托爾斯泰曾努力想保守秘密，而且這痛苦不隻屬於死者，而亦屬於其他的生者，他所愛的，愛他的人們了。
他始終不能把他的信心感染給他最親愛的人，他的夫人，他的兒女。我們已見到這忠實的伴侶，勇敢地分擔他的生活與他的藝術工作，對於他的放棄藝術信仰而去換一個為她不了解的道德信仰，感有深切的苦痛。托爾斯泰看到自己不被他最好的女友懂得，痛苦亦不下於她。
“我整個心魂都感到，”他寫信給捷涅羅莫說，“感到下列幾句話的真切：丈夫與妻子不是兩個分離著的生物，而是結合為一的；我熱願把我能有時借以超脫人生之苦惱的宗教意識，傳遞一部分給我的妻子。我希望這意識能夠，當然不是由我，而是由上帝傳遞給她，雖然這意識是女人們所不大能達到的。”
這個誌願似乎沒有被接納。托爾斯泰伯爵夫人愛“和她結合為一的”偉大的心魂的仁慈，愛他心地的純潔，愛他坦白的英雄氣；她窺見“他走在群眾之前，指示人類應取的途徑”(285)；當神聖宗教會議開除他的教籍時，她勇敢地為他辯護，聲稱她將分擔她的丈夫所能遭逢的危險。但她對於她不相信的事情不能佯為相信；而托爾斯泰亦是那麽真誠，不願強令她佯為信從——因為他恨虛偽的信仰與愛，更甚於完全的不信仰與不愛(286)。“我從來不責備人沒有宗教。最壞的是當人們說謊時，佯作信奉宗教。”此外又言：“如果上帝假作愛我們，這是比恨我們更糟。”因此，他怎麽能強迫不相信的她改變她的生活，犧牲她和她的兒女們的財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