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青子離開了，沈從文和張兆和卻再也無法回到最初。時代的洪流將他們徹底隔開，並讓他們情感上的裂痕再也無法愈合。
張兆和緊跟時代的步伐，穿上列寧裝，對已經到來的新時代熱情飽滿；沈從文卻不願接受時代的改變，執意要留在原地。於是，那些一度將他推上文學巔峰的作品，被批判為“桃紅色文藝”。他索性擱筆，再也不鍾情於文字，隻埋頭故紙堆，搞學術研究。而張兆和則成為《人民文學》的編輯。
關於他的擱筆，她始終無法理解。張兆和以為沈從文“在創作上已信心不大”，卻並不知道在放棄寫作之前，他已經構思了好幾部小說。寫作對於沈從文而言，是一種執念，那是他最純粹的快樂，希望她能分享，可惜她終究還是沒能懂得他的快樂所在。
沈從文陷入了最痛苦的歲月，被學生貼大字報，被發配去掃女廁所。孤立無援的他，被抑鬱症侵襲，住進精神病院。張兆和卻說：“那時，我們覺得他落後，拖後腿，一家人亂糟糟的。”
抑鬱症令他對人生絕望，曾兩度自殺。先是將手伸到電線插頭上，被發現後，又將自己反鎖在房間裏，用刀片割斷手腕動脈和頸部血管，並喝了煤油。
幸好，他兩次都被人救下，精神亦漸漸平複。
經過這幾番折騰，張兆和更加不願和他拉近距離。有幾年，她和沈從文分開住。每天晚上，沈從文來她這裏吃晚飯，之後帶著第二天的早飯和午飯離開。即便是一頓晚飯的短暫相處，張兆和還是覺得尷尬。
不過，張兆和還是時常收到沈從文的信，信中的內容，仿佛自言自語：“你不用來信，我可有可無，凡事都這樣，因為明白生命不過如此，一切和我都已遊離。”
可惜，她沒能讀懂他的心酸。
1969年，沈從文下放前夕，二姐張允和來看他。他的房間很亂，沒有下腳的地方。張允和就站在沈從文麵前，看他從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皺巴巴的信：“這是三姐給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舉起來，麵帶溫柔的羞澀，之後竟然吸溜吸溜地哭起來。快七十歲的老頭兒，哭得傷心又快樂，像個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