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徐悲鴻在康有為的幫助下去法國留學。歐洲是徐悲鴻的幸運地，在那裏，他的繪畫功底和社會名望都有了顯著提高，可他們的生活，依然還要靠精打細算度日。
在巴黎時，蔣碧薇喜歡上了商場中的一件風衣。那是他們付不起的價格，蔣碧薇隻能放棄。徐悲鴻知道後辛苦作畫，存到一千元時，立刻去商場買下那件風衣。穿上風衣的那一刻，蔣碧薇激動地哭了。在娘家時，她從不缺吃少穿，卻直到這一刻，才從一件衣服上感受到幸福的滋味。
當時的男人流行戴懷表，徐悲鴻舍不得買，蔣碧薇從牙縫中省出錢來，給他買了一塊懷表。在艱難中，他們相濡以沫，以為這就是幸福原本的模樣。可有一種甜蜜，醞釀得太艱難，到頭來就成了苦澀。
歐洲深造之後，徐悲鴻聲名日隆。他接受中央大學的聘請，擔任美術教授，他們的經濟狀況也隨著徐悲鴻藝術造詣的不斷加深而日漸好轉。
1932年，徐悲鴻在南京蓋了一幢屬於自己的別墅——傅厚崗4號徐悲鴻公館。此刻的蔣碧薇，成了絕大多數女人最羨慕的那種女人：住著豪宅，擁有可愛的兒女、幸福的婚姻、事業有成的丈夫。她再也不需要做女工或典當首飾來補貼家用，大部分的時間，蔣碧薇都是捧著茶杯坐在客廳或花園的長椅上享受生活。
他們是共患難的夫妻，卻也落入無法共富貴的愛情俗套。
徐悲鴻變得越來越“忙”。他一心撲在藝術上，對曾經深愛的妻子變得越來越冷淡。在蔣碧薇眼中，“悲鴻隻愛藝術，不愛我了”。這便是她多年以後總結出來二人分手的原因。她說：“（私奔之前）我們從來沒有單獨在一起，因為在我那種守舊的家庭裏是絕無可能的，我們也從來沒有交談過一句話，即使有偶然的機會，我和他都會盡量地避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