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懷著沉重的心情提筆寫下這最後一案,記錄下我的朋友歇洛克·福爾摩斯與眾不同的非凡才能。雖然在寫作形式上很不連貫,我也深深感到表達得很不充分,但我還是盡力記錄下我們兩人共同的奇異經曆。從“血字的研究”我們初次合作的那個時期開始,一直到他介入“海軍協定”一案——毫無疑問,他的介入阻止了一場嚴重的國際爭端。我本來打算就此停筆,絕口不提那件讓我一生都感到空虛悵惘的案件。兩年過去了,依然未能填補我空虛的心靈。然而,最近詹姆斯·莫裏亞蒂上校在幾封公開信中為他已故的兄弟辯護,我別無選擇,隻能把事情的真相完全如實地公之於眾。我是唯一了解整個事實真相的人,並且我也覺得該是公布它的時候了,再把它埋在心裏是沒有任何用處的。據我所知,這件事隻在報章雜誌上報道過三次:第一次是在1891年5月6日《日內瓦雜誌》;另一次是1891年5月7日發表在英國各報刊上的路透社快訊;最後一次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那幾封信。其中前兩次報道都太過簡略了,而最後一次報道,正如我現在要指出的,則完全顛倒了事實。我有責任首次向公眾澄清莫裏亞蒂教授和歇洛克·福爾摩斯之間所發生的事實真相。
大家可能還記得,我結婚以後,便開始了私人行醫業務,福爾摩斯和我之間的親密關係變得有些疏遠了。當他在調查案件中需要助手時,仍然不時地來找我,不過這種情況已經越來越少了。最後我發現,在1890年,我保存記錄的隻有三件案子。這一年冬天到1891年初春,我從報上看到福爾摩斯正為法國政府調查一件極為重要的案子。我收到過福爾摩斯兩封信,它們分別發自那爾邦和尼姆,由此,我猜想他可能會在法國待很長一段時間。然而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在4月24日晚間,我卻看見他走進了我的診室。尤其讓我感到吃驚的是,他看上去比平時更為蒼白和消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