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打算將《格蘭其莊園》作為我的朋友歇洛克·福爾摩斯先生豐功偉績的最後一篇,並從此不再發表他的故事。之所以作出這個決定,並不是因為缺少素材,因為我還有關於幾百個案例的記錄從來沒有寫過;也不是因為讀者對於這位卓越人物的非凡品格和獨特方法逐漸失去了興趣。真正的原因是福爾摩斯先生表示不願意再繼續發表他的經曆。如果他還進行著實際的偵緝工作,這些關於他的成功案例的記錄對他來說是有好處的,但是他已經徹底離開了倫敦,並且隱退到蘇塞克斯的丘陵地帶進行研究和從事養蜂,越來越討厭聲名遠揚,並且強烈要求我尊重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意願。我對他說,我已經向讀者承諾《第二塊血跡》會在時機成熟的時候發表,而且用這樣一個他所處理過的最重要的國際性案件作為全書的結尾和**,是最恰當不過的了。最後我終於得到他的同意,得以小心謹慎地將這個案件向大眾公布。在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有一些細節可能顯得不是十分清楚,請公眾體諒我的保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有一年——甚至連具體的年代我都不能講明,還請讀者見諒——秋天的一個星期二的上午,有兩位在歐洲享有盛譽的客人來到了我們在貝克大街的簡陋住所。其中的一位外表嚴峻,長著高高的鼻梁以及鷹一般的眼睛,看上去極其威嚴,他就是著名的貝陵格勳爵,曾經兩度擔任英國首相。另外的一位則膚色黝黑,五官端正,舉止文雅,雖然還不到中年,可是外形和氣質看起來都相當有魅力。他就是特雷洛尼·侯普,負責歐洲事務的大臣,也是英國最有前途的政治家。他們二人並肩坐在我們那張堆滿文件的長沙發椅上,從他們疲憊而且焦急的神色可以看出,他們到這裏來是為了極其重要的事情。首相那雙瘦削、青筋凸起的手緊緊地握著他的那把雨傘的象牙柄,那張憔悴、苦澀的臉看了看福爾摩斯又看了看我,流露出無限的憂愁。那位歐洲事務大臣也是心神不寧地撚著胡須,並不時地擺弄著表鏈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