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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愛農》最初發表於1926年12月25日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四期，發表時有一個副標題“舊事重提之十”。文章描述了自己和範愛農的交往經過以及範愛農的悲慘命運，從側麵寫出了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社會的變化，揭示出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
在東京的客店裏，我們大抵一起來就看報。學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專愛打聽社會上瑣事的就看《二六新聞》。一天早晨，辟頭就看見一條從中國來的電報，大概是：
開篇以徐錫麟刺殺巡撫恩銘的新聞，交待了時代背景，為範愛農的出場作鋪墊，從而把範愛農與國內的反清運動聯係起來。
“安徽巡撫恩銘被Jo Shiki Rin刺殺，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後，便容光煥發地互相告語，並且研究這刺客是誰，漢字是怎樣三個字。但隻要是紹興人，又不專看教科書的，卻早已明白了。這是徐錫麟，他留學回國之後，在做安徽候補道，辦著巡警事物，正合於刺殺巡撫的地位。
大家接著就預測他將被極刑，家族將被連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紹興被殺的消息也傳來了，徐錫麟是被挖了心，給恩銘的親兵炒食淨盡。人心很憤怒。有幾個人便秘密地開一個會，籌集川資；這時用得著日本浪人了，撕烏賊魚下酒，慷慨一通之後，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蓀的家屬去。
照例還有一個同鄉會，吊烈士，罵滿洲；此後便有人主張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會眾即刻分成兩派：一派要發電，一派不要發。我是主張發電的，但當我說出之後，即有一種鈍滯的聲音跟著起來：
“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還發什麽屁電報呢。”
這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發，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像在渺視。他蹲在席子上，我發言大抵就反對；我早覺得奇怪，注意著他的了，到這時才打聽別人：說這話的是誰呢，有那麽冷？認識的人告訴我說：他叫範愛農，是徐伯蓀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