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讀書日”前後，不由地逛了逛書店，發現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課本、消閑、快餐式的消費型讀物大都擺在顯眼位置，占據了主要書架，而嚴肅的圖書多放在偏僻處，數量也極少。一個老問題又回到了心頭：一個社會該出版什麽樣的書、讀什麽樣的書？
書籍有多種功能和分類，但是簡而言之，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消費型的圖書，它們是為了滿足當時的、短期的需要，服務於某一暫時的目的。如菜譜、旅遊指南、禮儀、社交技巧等實用型讀物；一類是積累型的圖書，如政治理論、文學藝術、學術專著及各種專業圖書。主要功能不是為了人們眼前的需要，而是為讀者提供思想，為社會積累文化。這兩種書籍都是我們生活中必須有的，但應有個適當的比例。
兩種出版物的一冷一熱，讓人擔憂。積累型圖書的出版對於文明的傳承、人格的養成、人的全麵發展至關重要，應引起足夠重視。這種積累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事後積累，即對實踐的成果進行總結，築成新的台階，讓後人從這裏起步。高爾基說“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講的就是這個意思。例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是在總結前人草藥方麵的實踐後積累成書的。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總結前朝的興替之後成書的。還有一種是超前的積累，主要是指思想理論、學術上的成果，特別是基礎理論研究。以科學史為例，愛因斯坦1905年提出相對論，1945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超前了四十年。李四光1952年完成了《中國地質學》一書，提出了構造體係地質力學新概念，十多年後，在其指導下發現了大慶、勝利等油田。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也是這樣。這些理論的提出，必須以書籍作為載體，積累下來，承載下去，才能指導當時和後來的實踐。這是一種思想、理論的積累。人們已經注意到“把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轉化”，就是把思想成果轉化為實踐，傳給後人。書籍就是這個轉化的載體。我們常說，如果沒有先哲的思想，我們不知道還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但如果沒有圖書來承載，先哲的思想光輝很難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