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是個謎，像河裏一把悠遊的水草竟夾藏一條白花花閃電，碰到會觸電，提醒我平凡人生裏總有意想不到的遭遇，而每一樁看似無關緊要的遭遇，可能藏有奇特的贈禮。
不妨從頭說起，由此回顧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鄉下為嬰兒命名之荒唐史，並佐證人的記憶會扭曲變形、自行修改成新的情節，所謂“真相”像空穀幽蘭，可遇不可求。我的名字有個“媜”字，完全違背那年代給女娃命名為“英、華、珍、雲、鳳……”的“菜市場法則”。我出道甚早，或有好奇者以為我少年得誌兼有不常見之名，必是詩香門第、祖蔭護身，才會幫孩子取個高深名字，開條終南快捷方式。
這個字怎麽來的？什麽意思？怎麽念？我到高中以後才一一解惑；它像個密碼，被揀選的人身上必然帶有胎記，即使刻意要忽略它，終究翻轉成核心標誌，無法更動這記號及其隱含的奧義。
我的名字是兩個姑媽取的。把時間撥回1961年，那時的台北街道百廢待興，從操著日語翻頁變成強力推行國語也不過十二年，孤舟飄搖的台灣，離掙脫貧困還有一大段路要走。那年，有個響亮口號：“經濟發展要資本，資本形成靠儲蓄。”為了建設想辦法吸收民間遊資，當局號召全民響應“三一儲蓄運動”——一人一天存一元，儲匯局因此推出“郵政一元儲金”。我直接推測鄉下鮮有人能共襄盛舉，尤其每年必淹水的我村、淹得較深的我家，一天也榨不出一塊閑錢。
那時，大姑媽與小姑媽兩姐妹離鄉打拚，在台北將軍牌家電公司當作業員。如果願意閉眼聆聽，必然聽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風中響著離鄉女孩含淚的歌聲。自中南部、東北部、東部鄉下的女孩大軍湧至台北尋覓工作機會，這群生於日據末期或戰後初期首批嬰兒潮女孩，大多未受教育或僅有小學能力，被要求一天也不能耽擱地去賺錢養家，她們必須在婚嫁成為“外姓人”之前回報原生家庭養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