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民、憂君、憂政的為官之道
範仲淹對政治文明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一個“憂”字上。《嶽陽樓記》產生於我國封建社會成熟期之宋代，作者生於憂患，成於憂患，傾其一生和一個時代來解讀這個“憂”字。好像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轉折時期，專門要找一個這樣的解讀人。
範仲淹的憂國思想，最憂之處有三，即憂民、憂君、憂政。也可以說這是留給我們的政治財富。這是每一個政治家都要麵對的問題。
一、憂民。
他在文章中寫道“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就是說當官千萬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這一點。
政治就是管理，就是民心。官和民的關係是政治運作中最基本的內容。憂民生的本質是官員的公心、服務心，是怎樣處理個人與群眾的關係。人民永遠是第一性的，任何政權都是靠人民來支撐。一些進步的封建政治家也看到了這一點，強調“民為邦本”，唐太宗甚至說“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範仲淹繼承了這一思想並努力在實踐中貫徹。他認為君要“愛民”、“養民”，就像調養自己的身體，要十分小心，要輕徭役、重農耕。特別是地方官，如果壓榨百姓，就是自毀邦本。
範仲淹從1015年27歲中進士到1028年40歲進京任職前，已在基層為官十三年。這期間，他先後轉任廣德（今安徽廣德）、亳州（今安徽亳縣）、泰州（今江蘇泰州）、興化（今江蘇南通一帶）、楚州（今江蘇淮安）五地，任過一些掌管刑獄的幕僚小職，最後一任是管鹽倉的小吏。他表現出一個典型的有知識、有理想、又時時想著報國安民的青年官吏的所作所為。他按儒家經典的要求“達則兼濟天下”，但是卻揚棄了“窮則獨善其身”，隻要有一點機會，就去用手中的權力為老百姓辦事，並時刻思考著隻有百姓安康，政治才能穩定。